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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統”與“華夷之辨”的理論對決 ———《大義覺迷錄》解讀
作者:李治亭 責編:

來源:《歷史檔案》2021年02期  發布時間:2021-07-14  點擊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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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皇帝與一個囚徒展開書面理論對話,辯駁當時的治國方略與民族問題,這并非是天方夜譚,卻是一樁實實在在的史事。

這位皇帝,就是雍正帝。囚徒名叫曾靜,是湖南永興人,科舉落第,在家收徒教書,自著兩書,一曰《知幾錄》,一曰《知新錄》,表達出“華夷之辨”的強烈意識。他深受呂留良民族思想的影響,竟于雍正六年(1728)秋,派他的弟子張熙去見川陜總督岳鐘琪并呈上一信,策動他舉兵謀反。曾靜為何選中岳鐘琪?他誤以為岳鐘琪是岳飛的后代,相信他必然忠于華夏,反夷狄即反清。但他想錯了,身為封疆大吏的岳鐘琪不會為其勸說而有絲毫動心!岳鐘琪迅速將此信上報,雍正帝下旨,將曾靜與其弟子張熙一并逮捕,監押北京。從曾靜的家中抄出兩部書,為其定罪提供了證據。按大清律,曾、張以叛逆罪必然處死無疑。結果卻出乎人們的預料之外,雍正帝并未出手,相反,還和曾靜進行書面對話:一方面,審訊曾靜,錄其口供;一方面,雍正帝據其口供,又從其兩書中摘出相關文句,予以嚴辭批駁,還提出問題,進一步追問,責令曾靜回答。于是,曾靜有問必答,寫成文字。雍正帝讀后再批駁、追問。如此往復,以至問無可問而止。曾靜將自己的反清思想,種種錯誤的觀點,一一交代,而且重在自我批判,贊頌雍正帝:“天亶聰明,恢弘前烈?!?sup>至此,案情已清。接下去的結果又是出人意料,雍正帝不但沒有處置曾靜,還將他釋放出獄。

之后,雍正帝把他與曾靜的一問一答和他對此案發出的多次長篇諭旨,一并匯輯成書,于雍正七年公開刊布。這就是《大義覺迷錄》的由來?!洞罅x覺迷錄》是這一特殊案件的文字記錄,也可視為此事件的實錄。如果研討清盛時的治國理念、民族觀念的新變革,尤其是就“大一統”論的內涵及“華夷之辨”的批判,該書是不可多得的一部文獻史書。尤其可貴的是,書中從正反兩個方面提出問題,并加以深入闡述,即使當代人也會有耳目一新的感覺,為真正認識、正確解讀清史提供理論依據。

回顧以往清史研究,多在批評“文字獄”時,才提到曾靜其人其事;評價雍正帝時,才引證《大義覺迷錄》,用以證明他對自己“奪嫡”“篡位”作自我辯解,為清朝之“正統”正名,等等。這些問題,無疑是《大義覺迷錄》記載的內容之一。但最核心的內容不在此,而是雍正帝對清朝實踐“大一統”的理論闡發,表達他的新的民族觀,同時,對曾靜所持“華夷之辨”亦即千百年沿襲的傳統觀念展開批判與清算。兩人的“對話”,實際是兩種不同理論、兩種不同觀念的對決。恰恰是這一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學界尚未意識到《大義覺迷錄》具有特殊的理論認識與實踐借鑒價值,迄今為止,還沒有進行這方面的專題研究,也缺少相應的研究成果。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將雍正帝與曾靜的理論駁辯概括為三題,以解讀《大義覺迷錄》,為清史研究提供新思考。

① 《大義覺迷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四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7頁。

一 夷狄“禽獸”辨

何謂“夷狄”?史學界皆知,是指中國古代社會對華夏以外的“四裔”族群的通稱,如當代所稱諸少數民族之謂。古人將各民族、族群概括為“五方之民”,即中國(華夏)、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除華夏(漢)外,其他四方之民,概稱或泛稱“夷狄”。

夷狄是人,還是“禽獸”?曾靜提出這一嚴重問題,直接給出回答:“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陰陽合德者為人;四塞傾險,而邪僻者為夷狄。夷狄之下為禽獸?!庇终f:“夷狄異類,詈如禽獸?!?sup>類似的說法還有,不贅引。曾靜明指“中土”即中國之華夏為“人”,而夷狄為“異類”,性“邪僻”,等而下之,是謂“禽獸”。

其實,曾靜的“夷狄禽獸論”并非他的發明,早在先秦時代已有此論。如《左傳》襄公四年(公元前569)載:“戎,豺狼之德也?!奔词谷绻苤龠@樣的政治家也認定:“戎狄豺狼?!比值乙晕幕瘶O端落后,無中原華夏之禮,被視為“禽獸”。相反,華夏深度文明、禮儀俱備,才稱為“人”。故華夷之分,是人與禽獸之分。由此而形成華夏自尊、蔑視夷狄的民族觀念,世代傳承,不可動搖。

至明代,“夷狄禽獸論”更甚于往代。如明初著名學者方孝孺說:“如夷狄入主中國,是率天下人為禽獸也?!泵髦腥~理學家丘濬稱:“為生人主,必攘夷狄,必驅猛獸?!?sup>明清之際,著名思想家黃宗羲也力主華夷不可混雜,“猶人不可雜之于獸,獸不可雜之于人也”。

可見,“夷狄禽獸論”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并非明代幾個人的思想主張,實際上早已成為歷代承襲的社會意識形態,特別是漢族所建王朝,直視夷狄為“非人類”,如明斥蒙古、女真人為 “犬羊”“丑類”。四千年來,是否有人提出過異議?遍查歷史,難覓其人,惟唐太宗視夷狄與華夏同為人,終究未從根本上改變華夷分離的格局,在唐治下,華夷也僅和平共處一段時期而已。

直到雍正帝,才對“夷狄禽獸論”展開真正的大批判,他是針對曾靜謬論而發,但也是對中國千百年這一傳統民族舊觀念的批判與清算。雍正帝直奔主題,論人與禽獸之不同:“夫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于禽獸者,以有此倫常之理也。故五倫謂之人倫,是闕一則不可謂之人矣?!M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sup>其道理很簡單:“行人倫”就是人,“滅天理” 就是“禽獸”!怎么可以用華夷來區分“人禽”?

雍正帝另一篇“上諭”中繼續批判“人禽”之分論。他指出:“夫人人皆以異于禽獸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彼e例說,如處荒僻深山曠野之“夷狄”“番目”,“不識綱維,不知禮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獸”之名,也未嘗不可。但看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爾喀人,“尊君親上,慎守法度,盜賊不興”。他們也是“夷狄”,豈能“以禽獸目之乎”?

他又以“本朝”為例,“自關外創業以來,存仁義之心,行仁義之政”等等,還能說“滿洲夷狄”,“為異類禽獸乎”?所以,“夷狄之有君,即為圣賢之流;諸夏之亡君,即禽獸之類,寧在地之內外哉!”他的意思是,人與禽獸之分,不在于居地是內是外,也不論華與夷,關鍵是能否實踐禮儀、行禮法。

接著,雍正帝與曾靜辯論漢人是否是“禽獸”的問題。如前言,在曾靜看來,華夏-漢人為

 《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四輯),第21頁。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后正統論》,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06頁。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82,《梓材謹案謝山札記云長山載入衡運諸篇》,《續修四庫全書》第51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頁。

 《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四輯),第8頁。

人,乃千古不易之理。但雍正帝提出:漢人未必都是“人”!內中也有“禽獸”。他舉例說:“明之將弁……通達大義,輔佐本朝成一統太平之業”,他們“標名竹帛……豈不謂之賢乎”,“而得以禽獸目之乎?”他又舉“吳三桂反叛之時”,其“攻城破敵,轉餉挽糧,多半漢人也”。又如三次出征

“朔漠”,又有多少漢人將士“宣力行間”,貢獻不小,“豈不謂之忠且義乎,而得以禽獸目之乎”?如曾靜鼓動反清的岳鐘琪,“世受國恩,忠誠以勇”,在西藏、青海立下大功,堪稱是“國家之棟梁、朝廷之柱石”!與這些漢人相比,曾靜之所想所為,雍正帝斥為“乃漢人之禽獸也”!

最后,雍正帝總結:“蓋識尊親之大義,明上下之定分,則謂之人;若論喪天常,絕滅人倫,則謂之禽獸。此理之顯然者也?!?sup>

雍正帝破除“華夷之辨”,不分地域與遠近,對華夷一視同仁,皆以人相持,提出以文化倫理綱常來區分人與禽獸。應該承認,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無疑是進步之論。他以理以情駁斥了曾靜之謬言,也是對千百年傳統民族觀念的歷史性判決與清算。曾靜對雍正帝之論,無言以對,俯首認錯。他說:他“妄意以地之遠近分華夷,初不知以人之善惡分華夷。今日伏讀皇上諭旨……義更精實,理更顯明,雖頑石無知,亦應靈動了”。他進一步聲明:“華夷之辨固不可以地言,即以地言,亦無定限……況夷狄本是論人,亦善惡為性克全,無所虧欠為人;五性濁雜,不忠不信為夷狄?!?sup>看來,曾靜完全為雍正帝的辯論折服,表述出他對“夷狄禽獸論”的新認識,對個人的謬言予以自我批判。至此,這一問題的駁辨告終。

二 “大一統”與夷狄“入主中國”

“大一統”理念,源于孔子著《春秋》,自漢以后歷代承襲,成為歷代建國、治國追求的最高政治目標。正如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sup>那么,何謂“大一統”?《禮記》做出解釋:“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也?!奔刺煜掠梢粋€政權、一個君主統治,反對分裂反對割據,必歸于一統??梢哉J為,“大一統”是中國歷史演變的一條主線,也是關系中國內向凝聚而不斷發展的一條生命線,其理論與實踐意義不可低估。

但是,《春秋》所主“大一統”,也存在嚴重缺欠,就是“內諸夏而外夷狄”,嚴格區分華與夷,只可華夏實行“大一統”,夷狄只能做“大一統”的附庸。至秦始皇筑長城,就從地理上將華與夷分開,華處長城內,夷狄處長城外,“華夷之辨”自此成定式。再引用明太祖的一句話,就把華夷之辨說的更清楚了。他說:“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sup>區分內外、華夷十分清楚。其中還表明:夷狄不得入中國(指長城以內),更不得主天下,換言之,夷狄無權統治“中國”,而只能接受“中國”統治!

以上,扼要地說明大一統與“華夷之辨”的由來及其內涵,有助于對雍正帝與曾靜辯論之是非曲直作出判斷。

曾靜自著的《知幾錄》《知新錄》及其口供中,提出一個重大問題,即清入主中原是否合法?也就是所謂“正統”、非“正統”之意。曾靜以清為“夷狄”,為“匪類”,以明“君喪其德,臣失

 《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四輯),第22頁。

 《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四輯),第28頁。

 《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四輯),第29頁。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56《董仲舒傳第二十六》,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523頁。

 《明太祖實錄》卷26,吳元年十月丙寅。

其守,中原陸沉。夷狄乘虛,竊居神器,乾坤反覆,地塌天荒”。曾靜的說法,完全是“華夷之辨”的民族意識,以夷狄入中國為非法,亦即非正統,與前引明太祖的話如出一轍。黃宗羲也說, “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猶人獸不可混雜!可見,他們所主“大一統”,是“華夷分治” 的“大一統”,如前已指出,實際是華夏的大一統。

雍正帝對此痛加駁斥。他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德足以君天下……未聞不以德為感孚,而第擇其為何地之人而輔之之理?!?sup>這是說,“皇天”只輔助有德行的人,才有資格為“天下君”,從未聽說不以德卻以居何地的人而輔之。進一步說,不論居何地,即便是居于“外”的夷狄,只要有德,就可以為君!他進一步反駁曾靜的“華夷分離”論:“天下一家,萬物一源,如何又有中華夷狄之分?……九州四海之廣,中華處百分之一,其處東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載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氣,豈中華與夷狄有兩個天地乎!圣人之所謂萬物育者,人即在萬物之內,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抑不在所育之中乎?”

概括雍正帝所論,質言之,就是一句話:中華、夷狄同在一個天地中,同在“圣人”的撫育之下。這就是他的新“大一統”論:合內外華夷為一家即“天下一家”,與歷代所行“華夷之辨”的“大一統”成一鮮明對比。

雍正帝的論證還在繼續:“曾靜蠱惑于華夷之辨,此蓋因昔之歷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統,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見耳?!彼终f到中國歷史的一個根本問題:清以前,歷代為何不能“中外一統”?原因就是劃定“此疆彼界”,區分內外,難成大一統!即華與夷狄以長城為界;夷狄中各部落彼此各分疆界,各自主其地。如此,不僅不能成一統,而且矛盾沖突不斷,戰爭不斷。他以明朝為例,說:“終明之世,屢受蒙古之侵擾……先有畏懼蒙古之意,而不能視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統之規?”事實是,明與蒙古爭戰200余年,蒙古始終未被明完全統一。

雍正帝總結清朝入關80余年來所取得的巨大進展:“世祖君臨萬邦,圣祖重熙累洽,會蒙古、中國成一統之盛,并東南極邊番彝諸部俱歸版圖,是從古中國之疆宇,至今日而開廓……尚何中外、華夷之可言哉!”此言并非虛語,亦屬實情。所以,他宣稱:“海隅日出之鄉,普天率土之眾,莫不知大一統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sup>他斥責曾靜:“于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

為進一步揭示清創造新“大一統”理論的實質,不妨引證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說的一段話:

“中外者,地所畫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sup>這是他對清實踐“中外一家”大一統的生動解釋,也是對大一統的理論概括??v觀中國歷史,此一理論實為千百年來的一次思想的民族意識巨變,是一劃時代的理論創新。

曾靜是讀書人,又能自寫書,其文化素養較高,但在雍正帝雄辯面前,已是蒼白無力,不能應對。問題的關鍵是,雍正帝的民族觀、大一統是全新的內容,曾靜以傳統的舊觀念無能與之對陣,只好乖乖認錯認罪,對自己嚴加批判。其言也真,其情也誠。

 《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四輯),第29頁。

 《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四輯),第3頁。

 《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四輯),第55頁。

 《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四輯),第85頁。

 《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四輯),第5頁。

 《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四輯),第4—5頁。

 《清世宗實錄》卷13,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三 “中國”與“中外”辯

與上兩個問題相聯系,雍正帝又與曾靜辯“中國”與“中外”。這不僅僅是個概念問題,也是困擾中國幾千年歷史發展的實際問題。為了說明兩人駁辯這兩個問題的重要性,有必要回溯歷史,以明“中國”與“中外”之來歷。

商周之際,方國、諸侯國林立,商周王居處即后來所稱之京城,自認處“天下中心”,故稱“中國”。周時,凡奉“周禮”的諸侯國,皆稱“中國”,夷狄是處“中國”(諸夏)之外的“四裔”,遂形成“內中國,外夷狄”或“內諸夏,外夷狄”的“華夏之辨”的民族意識。至秦始皇設郡縣,

“筑長城,界中國”,才使中國的地理坐標確定下來,將“三北”的夷狄即游牧民族隔離在長城以外,而長城以內凡設郡縣之地,皆為中國。所謂“內外”之分、“中外”之別,概以長城為界。正如漢時人所認識:“天設山河,秦筑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sup>

秦漢以降,歷代堅守萬里長城一條線,“內外”或“中外”的觀念傳承不變。前引明太祖等人之論,“中國”必以華夏———漢族統治為合法正統,夷狄入主中國就是非正統。盡管元為一代王朝,仍受到明的批判與否定。甚至連孫中山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還大聲疾呼:“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府,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后,光復我民族國家?!?sup>可見,“華夷之辨”的傳統觀念何等頑強,阻滯“中國”千百年徘徊在長城腳下。

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做出一項重大決策:長城不再修理、不再駐兵。長城防御自此廢除,“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秦筑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寧無邊患?明崇禎中,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各路瓦解,皆莫敢當??梢娛貒?,惟在修徳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他聲明:“朕君臨天下,無分內外,視同一體?!?sup>廢長城,無內外,與內地視同一體,這就是合內外疆域為一國———一個新的中國。突破千百年之限,“中國”頓時改觀,成內外華夷“大一統”!

在這個大背景下,雍正帝繼承康熙帝開創的偉業,同時,進行理論總結,闡述他的一系列新觀念思想。

曾靜思想上完全是舊思想、舊觀念、舊語言。如前引,他仍然把來自東北的滿洲視為“夷狄”,借明之機,“乘虛入我中國”,“竊據”中國統治權。他把“中國”看成是他的,漢族的,滿洲非中國之人,也就是“外人”,或者說中國之外的人。他說:“中華之外,四面皆是夷狄。與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氣,轉遠轉與禽獸無異?!?sup>簡言之,遠離中國的夷狄,“與禽獸無異”!他也承認,他的種種說法,是“強分中外華夷者”。這反映曾靜無視現實的重大變化,還沉浸在舊的觀念中,提出反現實反“夷狄”的種種謬論,理應當然地受到雍正帝的批駁。

康熙帝廢長城,消除內外、中外之限,雍正帝解釋,就是消除“此疆彼界”的弊端,才使“中國成一統之盛”。他理直氣壯,宣稱:“我朝幅員廣大,中外一家,為千古所莫倫?!?sup>與歷代特別是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96上《西域傳上》,第3872—3873頁。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卷90《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992頁。

 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96—297頁。

 《清圣祖起居注》卷27,康熙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清圣祖實錄》卷191,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丙戌。

 《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四輯),第55頁。

 《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四輯),第89頁。

 《大義覺迷錄》,《清史資料》(第四輯),第62頁。

與明朝相較,清朝劃時代的變革實有過之而為歷代所不及!因此,雍正帝的說法,并不過分。

雍正帝與曾靜辯“中國”與“中外”,與前兩個問題密切相關,這里,就不再引證類似的言論了。實際上,說清楚“中國”與“中外”之說的由來與變化,兩人的論辯是非不言自明。其結果還是曾靜認輸,對雍正帝的不斷詰問做出解釋,當然是附和雍正帝的觀點,表明其立場的轉變。

毫無疑問,兩人“三辨”,以雍正帝之論獲勝。應當指出,皇帝與一個囚犯的對話,身份與地位完全不對等,如天地懸差。如果雍正帝只從大清律例方面歷數曾靜犯下的種種罪行,這對于學術研究就沒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與此完全不同的是,《大義覺迷錄》所刊載的并非是曾靜的罪行錄,卻是兩人展開意識形態的討論,諸如大一統、華夷之辨、中國、內外、中外等,皆是中國歷史上重大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雍正帝的史論結合的論證,完成對“華夷一家”大一統理論的構建,與康熙帝廢長城,改變中國歷史大格局一樣,變革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觀念,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進程。

曾靜對雍正帝的大一統之論,心悅誠服,深刻揭示內心深處的舊思想、舊觀念,予以清算,嚴加批判。這件事,一方面,說明當時類似曾靜的思想意識在社會中特別是在知識界還普遍存在;一方面,說明舊思想舊觀念終究會被新思想新觀念所取代,預示著中國歷史演變的發展方向。

雍正帝與曾靜的辯駁,提供了一個理論探討的范例,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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