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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旗民分治下的民眾應對
作者:邱源媛 責編:

來源:《歷史研究》2020年06期  發布時間:2021-06-21  點擊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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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德裔美國學者魏特夫和中國學者馮家昇出版《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A提出遼、金、元、清等朝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層面存在不同程度的二元性(Duality)。該理論對歐美、日本、中國等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二元性話題成為東西方學術界長期討論的對象。然而囿于史料及研究視角,以往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國家制度層面,很難深入基層社會。清代浩瀚的檔案為討論二元視角下的民眾生活提供了大量具體而生動的歷史細節,使得相關研究成為可能。

“旗”與“民”是清代社會人群的基本分類,二者在政治地位、行政隸屬、法律管轄、權利義務、社會功能等方面涇渭分明,不允許有絲毫逾越。清代實行旗民分治,旗人不隸州縣,不入民籍,由八旗系統單獨管理。然而現實生活不可能簡單如一紙條文,制度在有意識地區分不同人群、規范他們行為的同時,人們也會利用制度往來于兩個系統之間謀取利益。

本文以學界關注較少的直隸地區投充旗人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察了他們如何選擇性地游走于八旗與州縣兩個系統之間的生存狀態,并借此討論旗民分治下的基層社會及民眾的生活狀態。

一、二元視角下的旗民分治與制度縫隙

有清一代,八旗各類人群以北京城為中心在畿輔地區層層分布。京師禁旅、八旗駐防環繞京師,構成嚴密的軍事戍防體系。同時,大量莊屯人丁也定居于此,為皇室、貴族、普通兵丁提供服務,畿輔地區不可避免地形成旗民雜居之勢。八旗與州縣、旗人與民人,兩種制度、兩個群體并存于同一時空,由此產生了兩種生存模式,二者既各自獨立,又相互影響、交織和滲透,既有矛盾沖突又各自相安。旗人與民人利用制度漏洞,游走在八旗與州縣之間,使旗民雜居的基層社會呈現出較為復雜的狀態。

(一)廢田為牧與跑馬占圈

中國歷史上由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涵蓋了復雜多樣的族群,擁有層次豐富的多元文化,并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社會面貌。以契丹(遼)、女真(金)、蒙古(元)、滿洲(清)而論,契丹與蒙古是較為純粹的游牧族群,而女真與滿洲則是居住在森林、原野地帶的半農耕半漁獵族群,他們雖然被學者并列討論,卻有著不盡相同的生活方式、文化習俗及由此產生的族群性格。A他們面對中原漢族農耕文化時,勢必表現出或對抗、或吸納的不同態度。對土地的不同認知頗能反映北方族群的文化差異。元代蒙古人初入中原,依其游牧思維,認為“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B提出廢田為牧的主張。而入關后的清廷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

A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唐曉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

B《 元史》卷 146《耶律楚材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第 3458 頁。

京畿實行大規模圈地,設立莊園,“以近畿五百里內之地給八旗,曰旗圈”,A俗稱 “跑馬占圈”。與元初廢田為牧不同,清廷將圈占的民地變為皇莊、王莊、八旗官莊等旗地莊園,依然作農耕之用。B膏腴上地設立皇莊;次之,按爵秩分給王公大臣設立王莊;再次之,分給八旗官員兵丁為一般旗地。

清初統治者對土地的認識、理解與處理,源自女真人半漁獵半農耕的生活形態。朝鮮使者申忠一曾在努爾哈赤崛起之初到訪建州女真舊老城佛阿拉,所著《建州紀程圖記》多處記載了女真人的屯田,為便于灌溉,貴族農幕沿河而建,“逐水而居,胡家多于川邊,少于山谷”。C其后抵達后金的朝鮮人李民寏亦提到“自奴酋及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買賣。)農莊,(將胡則多至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輸其主”。D“農幕”是朝鮮人的說法,即滿文“tokso”(漢譯“莊”,漢文文獻中通常寫作“拖克索”),是入關后“莊園”的雛形,作為一種特定的生產組織形式,很可能在努爾哈赤崛起時甚至之前就已存在。

努爾哈赤建立后金,依然保留了女真人固有的編莊方式,拖克索成為后金重要的生產組織單位,《滿文老檔》中有不少關于拖克索的記錄。八旗制度之下,無論是八旗自身編設,還是拖克索建立,人丁即勞動力是最關鍵的因素,汗王、貝勒的實力以占有人丁的多少來衡量,在當時遼東一帶“地窄人稀,貢賦極少”的條件下,E誰占有的人丁多,誰就能廣設莊屯,人丁的占有比地畝的占有更為重要。依據所占人丁數量編立莊屯的做法,成為八旗制度下拖克索的一大特點,即汗、貝勒及官員所擁有的莊屯數量,最初并不由國家統一規定和分配,在管理上雖然都采用拖克索的形式,但具有各自獨立、各行其是的特點。這直接影響到入關后皇莊、王莊及官員兵丁莊園的性質,具體地說,皇室莊園及其人?。òㄇf頭與壯?。┯蓛葎崭芾須w皇室私有;王府屬下的莊園及人丁歸王府管理,既不入內務府也不入國家版籍;八旗各屬官員兵丁莊園,歸各旗八旗都統管理。莊園以壯?。ㄇf奴)從事生產,并從中選擇一名經濟條件較好、有管理能力的壯丁充任莊頭負責莊務。莊園種類繁雜、數量甚多,不同莊、園之間有著嚴格的界定和區分,相互獨立、互不干涉。

A乾隆《饒陽縣志》卷上《官田志第六》,清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第 25 頁。

B 清 初圈占的土地除了用于耕地外,還廣設八旗、王、貝勒牧馬廠地,分布在通州、順義、豐臺、武清、寶坻等州縣及天津附近地方,此后部分牧馬廠地變為耕地。本文討論的是清初圈占之時就劃為耕地的土地,牧馬廠地不在論述范圍之內。

C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潘喆等編:《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 2 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年,第 429440 頁。

D 李民寏:《建州聞見錄》,遼寧大學歷史系編:《清初史料叢刊》第 9 種,沈陽:遼寧大學歷史系,1978 年,第 43 頁。

E《 胡貢明陳言圖報奏》,羅振玉編:《天聰朝臣工奏議》,潘喆等編:《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 2 輯,第 12 頁。

莊園制度隨著八旗軍隊進入中原,八旗各級旗人強行圈占土地、擄掠民人為奴。在八旗的分配方式下,這些土地與奴仆成為不同等級旗人的私產,原則上國家并不干涉具體的莊頭任命、莊園管理、地租收納等事務。

跑馬占圈一直持續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長達數十年之久,僅大規模圈地就有三次。A除了圈占土地之外,還有大量以漢人為主的民人投充旗下,進入八旗組織,不少投充人帶著土地歸順,這批土地被稱為“投充地”。圈充土地的范圍東起山海關,西至太行山,北自長城,南抵順德府,號稱“直隸九府內,除廣平、大名二府,遠處京南,均無旗莊坐落,毋庸置議外,其余七府所轄有旗莊坐落者,共計七十七州縣衛,廣袤約二千余里”,直隸地區布滿旗地官莊。B關于清初圈地面積的史料很多,具體數字不盡相同,約計超過 25 萬頃土地。順天府各個州縣圈地比例最高,基本能占到原民地的 80%以上,有的州縣甚至達到 100%,在被圈占、投充的州縣內,民地所剩無幾。C20 多萬頃圈充土地,占了當時全國耕地面積(500 萬頃)的 5% 左右,雖然看似比例不高,卻都集中于直隸地區,造成“畿輔首地,旗屯星列,田在官而不在民,故土著者寡而戶口稀”。D

莊園制度通過日常供給為皇室、王公、普通八旗旗丁等提供經濟保障,在軍事上也具有拱衛京師的作用。該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末,其間雖有諸般變化,但直至民國初年,直隸仍有約16萬頃土地在八旗系統的掌控之下,占當時全省農耕地的15%強。E 緣起于拖克索的八旗莊園旗地制度,體現出半漁獵半農耕的女真 / 滿洲文化內核,迥然有別于蒙古人“悉空其人以為牧地”的游牧思維。然其所體現的部落制元素——莊園圈占過程中劫掠、蓄奴行為,地產、奴仆(莊園人?。┘吧蟮人疆a化的歸屬性質,不同所屬、不同類型的莊園相互獨立、互不干涉,皇室與王公貴族對莊園運行、管理與地租收納等方面擁有較高的自主權等——又與中原農耕文化有所區別。

(二)旗民分治與制度縫隙

旗人作為“國家之根本”,得到了清廷的特殊庇護。八旗內部雖然等級分明,

A 第一次在順治元年(1644),參見《世祖實錄》卷 12,順治元年十二月丁丑,《清實錄》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117 頁;第二次在順治四年,參見《世祖實錄》卷 30,順治四年正月辛亥,《清實錄》第 3 冊,第 245 頁;第三次在康熙五年,參見《圣祖實錄》卷 20,康熙五年十二月己巳,《清實錄》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288 頁。

B《 八旗通志》初集卷 18《土田志一》,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 年,第 322 頁。

C 邱 源媛:《清代直隸旗地的數量與分布考實》,《滿語研究》2020 年第 2 期。

D 康熙《大興縣志》卷 3《食貨》,康熙二十四年刻本,第 2 頁。

E 邱源媛:《土地、繼承與家族——八旗制度影響下的華北地方社會》,《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15 卷第 2 期,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17 年。

不同類型的旗人群體在管理方式和身份認同上存在一定差異,然而就整體而言,清廷的統治政策以旗民分治為主,即“不分滿漢,但問旗民”。各種類型、階層的旗人群體,被視為八旗成員(至少在其他非旗人看來),與此相對的則是非旗人的 “民”。A清廷在旗、民的居住、交產、婚姻、司法、教育、任官、升遷及社會控制等各個方面構筑了嚴密的邊界,旗人享有種種優于民人的待遇,各類官書典志中 “旗”與“民”對舉的制度與條例比比皆是,旗民分治成為清代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點之一。

優待旗人的原則終清一代從未動搖,自民國至今,諸多學者從各方面論述了旗民之別。近十幾年來,滿族史和八旗史研究持續升溫,滿洲因素的影響引起了學者的普遍重視,通過討論滿人的族群認同、非漢化模式等焦點問題,學者們希望勾勒出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與演變的軌跡。該類研究著眼于政治史、制度史,立足國家層面推進王朝話語下宏大事件的考察,對思考清代統治有一定推進。然而該部分研究并未從社會史視角將八旗下層人群納入考察視野,缺乏對基層社會、民眾實際生活的關注,有意無意地凸顯了旗人社會的特殊性與封閉性,不可避免地流于“旗”、“民”及“滿”、“漢”對立的闡述模式,影響了學界對“旗”、“民”問題的諸多判斷。事實上,即便是對旗民不平等性最具決定性意義,并將旗人特殊性一直維系到清末的司法領域,也并非一成不變。B已有學者指出,旗民在司法上的不平等性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更為重要的是,旗人的刑罰上的特殊性……自雍正朝開始陸續出現多次改革……皇帝企圖讓國法更為一致化”;C“清代法律在演變過程中逐步減少基于等級和族群的差異,即法律的常規化”。D

較之制度條文,實際生活中的旗民關系更為復雜,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經濟利益及各種現實需求的驅動下,普通旗人與民人不會完全按照官方的

A 對于滿洲、滿人、旗人的定義及相關問題,眾多學者進行過討論,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八旗內部等級分明,清廷對滿、蒙、漢、佐領、管領、開戶、戶下等人群雖在各方面均體現出較大管理差異,但整體而言,仍以旗民而非滿漢分治為主。參見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路康樂:《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系與政治權力(18611928)》,王琴、劉潤堂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柯嬌燕:《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陳兆肆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等等。

B 關于旗人在法律上的特殊性,學者有不少相關論述。參見鄭秦:《清代旗人的司法審判制度》,《清史研究通訊》1989 年第 1 期;蘇欽:《民族法規考》,蘇亦工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甲編第 7 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林乾:《清代旗、民法律關系的調整——以“犯罪免發遣”律為核心》,《清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賴惠敏:《但問旗民:清代的法律與社會》,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 年。

C鹿智鈞:《根本與世仆: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7年,第77頁。 D  胡祥雨:《清代法律的常規化:族群與等級》,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封底頁。

設想和規定去生活。正如劉小萌指出,八旗制度在維護旗人利益、認同及文化獨立性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我們也需要客觀地看到,現實生活中,旗人社會不可能脫離民人社會保持較長時期的“獨立”或“封閉”狀態,彼此關系越來越密切,旗人的自身特性也逐漸剝蝕。A

八旗內部人群結構復雜,不僅有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之分,更有正身、開戶、戶下家奴之別,逐層分化,等級分明。依照與八旗核心成員的親疏遠近,不同的人身屬性形成層層包裹的同心圓,旗民之間的灰色地帶自然而生。

本文所要討論的直隸地區投充人群,正是介于旗人與民人之間的邊緣群體。B 投充與八旗圈占旗地、建立莊園同時發生。入關初期,八旗軍隊到處搶掠民人充當勞動力,迫使其投充入旗,在諸如莊園、旗地等處為各級旗人服務, “將各州縣莊村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語恐嚇,威勢逼脅。各色工匠,盡行搜索,務令投充,以致民心不靖,訛言繁興,惟思逃竄”,C逼迫民人投充對直隸地方社會造成了相當大的擾攘。搜取人丁、擄掠為奴本就是關外舊制,占有奴仆的數量一直是八旗貴族實力強弱的標志,投充正是他們擴充勢力的一種重要手段。

從另一方面來說,不少投充旗下的民人也有投機之意。清初投充令一下,漢人不論貧富相率投充,除了個人投充外,還有“帶地投充”,“奸蠱無賴,或恐圈地,而以地投?;虮緹o地,而暗以他人之地投”。D一旦投充,便可以旗人身份“橫行鄉里,抗拒官府”,更有甚者,“騎馬直入府州縣衙門,與府州縣官并坐,藐視命吏,任意橫行。目中既無官府,何況小民。其欺陵魚肉,不問可知”,E“恃強霸占,弊端百出。借旗為惡,橫行害人。于是御狀、鼓狀、通狀,紛爭無已”,F“一人投而舉家全借其勢,奸民群肆”。G

史料中不乏清初圈地在畿輔地區激起巨大社會動蕩的記載,揭示了混亂與復雜的投充行為。旗、民雜處,旗地、民地混蕪,“旗莊坐落處所,一州一縣之內,有一二處以至百余處者;即一村一莊,有二三旗分之人居住者;亦有祗地畝坐落,而

A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第 8 頁。

B 遼東地區也有相似的邊緣旗人群體,定宜莊、郭松義等對遼東“隨旗人”的討論很有啟發性。參見定宜莊等:《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歷史文獻、人口統計與田野調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年,第 220242 頁。

C《 世祖實錄》卷 16,順治二年四月辛巳,《清實錄》第 3 冊,第 140 頁。

D 吳振棫:《養吉齋余錄》卷 1,《養吉齋叢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287 頁。

E《 世祖實錄》卷 31,順治四年三月己巳;卷 53,順治八年二月丁酉,《清實錄》第 3 冊,257、422 頁。

F 吳振棫:《養吉齋余錄》卷 1,《養吉齋叢錄》,第 287 頁。 G  康熙《宛平縣志》卷 6,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第 15 頁。

無旗人居住者;又有此州縣旗莊雖多,而界址實與別府州縣地相輻輳者”,A“旗民相雜,田地易淆,獄訟繁興”。B旗人、旗地隸屬八旗系統,“地方有司既無約束旗人之責,而理事同知一員又難稽查周遍”,C“旗下莊屯,向不屬州縣管轄,本旗統領官遠在京城,僅有撥什庫在屯,未能約束”。D這造成投充人群管理中存在諸多真空狀態。

投充群體介于八旗、州縣兩個系統之間,既有在夾縫中無法掙脫擠壓的無奈,也有因此而兩邊搖擺獲取利益的“優勢”,成為在被動與主動之下游走于旗人與民人之間的邊緣人群。關注二元制度交錯地帶的八旗投充人群,有助于彌補研究中 “旗”、“民”對立的片面認知,推進學界對二元性體制下族群關系、區域社會等相關問題更為立體而客觀的思考。

二、在檔為旗,不在檔為民

經過清初圈地與投充的直隸地區,無論是土地性質,還是人群身份,較明代均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以往的八旗研究更多側重于京城禁旅、駐防八旗的王公貴族和八旗兵丁,他們大都是生活于朝廷恩養政策之下、拿著錢糧不事農工的形象。相比而言,學界對投充群體的關注有限,對該群體投充之后的種種情況鮮有深入論述。E

民人大量投充成為旗人,不只是一種簡單的身份轉換,他們成為皇室、王公貴族的奴仆、私產,其性質與入關前被旗人搶占并淪為奴仆的人丁并無二致,且被桎梏在八旗系統內,不可逾越。然而從圈地與投充的緣由和實際發展來看,該人群在族群認同、社會行為,甚至在法律層面,其身份都很難與民人明確區分。除了旗民

A《 八旗通志》初集卷 18《土田志一》,第 323 頁。

B 乾隆《易州志》卷 10《風俗》,清乾隆十二年刻本,第 1 頁。

C《 八旗通志》初集卷 18《土田志一》,第 322323 頁。

D 光緒《畿輔通志》卷 189《宦績七·于成龍傳》,《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637 冊,第 7 頁。

E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史學界盛行五朵金花,老一輩學者在“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意識的觀照下對莊園旗地有過比較集中的研究,整理了一批旗地莊園的史料,并有不少成果,筆者于此中受益頗多。同時,周藤吉之、王鍾翰、韋慶遠、趙令志等先生的研究也為筆者的進一步討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參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清代的旗地》,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周藤吉之:『清代満洲土地政策の研究』、東京:河出書房、1944 年。王鍾翰:《清代旗地性質初探》,《清史新考》,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 年,第 7186 頁;楊學?。骸肚宕斓氐男再|及其變化》,《歷史研究》1963 年第 3 期;趙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年。

雜處不易管理等因素之外,圈地、投充政策在制度上難以避免的原生缺陷,是造成流弊的重要原因。

投充人以何種形式進入八旗組織,是家庭 / 家族行為還是個人選擇,這是此前學者關注較少的問題,也未見清代官方的明確規定。從實際案例來看,兩種情況都有,個人及核心家庭進入八旗組織的情況更為常見。這與八旗圈占民人地畝、讓百姓投入旗下為奴的初衷并不矛盾,但在客觀上卻造成同一個家族,甚至同一個家庭中既有旗人又有民人;而不同的家庭成員又會因身份的不同,受到八旗和州縣兩種制度的不同約束與管理。這種情況是合法的,在畿輔地區的投充家庭中比比皆是,越發混淆了旗、民界限,為投充人丁轉換旗、民身份提供了可能:

直隸地方,旗民雜處,莊頭壯丁,多系帶地投充之人。當日投充之時,一家只報一名,則其余兄弟叔侄,尚系民籍,而皆朦朧影射,不納丁徭。數傳而后,子孫繁衍,支派難稽,是以有不旗不民之人。隱避差役,窩留奸匪,吏治不清,多由于此。A 乾隆年間孫嘉淦的奏疏切中要害,“一家只報一名,則其余兄弟叔侄,尚系民籍”,但全家借此逃脫了丁徭。更嚴重的問題是經過數代相傳,子孫繁衍,支派雜多,旗與民的身份越來越模糊,甚至“有不旗不民之人”,對地方社會造成了諸多不可忽視的隱患,“隱避差役,窩留奸匪,吏治不清”。

當前學界除了對服務于皇室莊園投充人丁的管理體制及狀況有過一些梳理外,對服務于王公貴族、八旗官員以及部寺投充人丁的研究并不多。B以歸屬皇室的投充人丁為例,他們進入內務府后,被分散到七司三院,莊頭隸屬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鷹戶、雀戶、鵪鶉戶、鴉鶻戶、葦戶、蜜戶以及打捕、狐皮、鷹、雀、鵪鶉等牲丁由都虞司管轄,果園、菜園各莊頭歸掌儀司,煤、炭、炸軍則屬營造司,其中以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屬下的莊頭、壯丁人數最多。

一般來說,從屬于內務府的旗人有兩個分類:一為佐領,一為管領,然而投充人丁的身份卻較為模糊,清朝官書中并無明確記載,所幸檔案給我們留下了線索:

嘉慶二年坐辦堂郎中兼驍騎參領佐領董楷呈準各司比丁章程內開,都虞司、掌儀司、營造司所屬牲丁、園頭、煤、炭、炸軍各丁,與莊頭又覺

A孫嘉淦:《孫文定公奏疏》卷 4《直隸總督·清查旗民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1 輯第2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第 245 頁。

B 內 務府皇室莊園人群的研究,參見定宜莊、邱源媛:《近畿五百里——清代畿輔地區的旗地與莊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服務于王公貴族的莊園人群的研究,參見邢新欣:《清代的王莊》,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1 年。

有間,向無佐領、管領兼攝,在檔者為旗,不在檔者為民。A 類似的記載還有不少,“查本處(指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下同——引者注)所屬莊頭、投充等雖編為三旗,并無佐領、管領兼管”,B“本處莊頭等雖分有三旗名色,并無參、佐、管領章京等管轄”,C等等。由此可知,隸屬內務府的投充旗人,并不在佐領、管領之下,這既體現了投充人丁異于正身旗人的卑微身份;同時也告訴我們是否在“檔”,是判斷該人丁是否為旗人的重要標準。所謂“檔”,即八旗人丁戶籍冊。早在關外,清廷就建立了一整套旗人戶籍登記制度,入關后逐漸完善成形,普通旗丁三年一比,即三年登記一次人口;王公貴族三個月呈報一次家庭新生、亡故、娶妻、嫁女等人口變動情況;皇室則有著更為嚴格的人口登記規定和要求。每次登記均要詳細記錄有關人口及其家庭的各方面情況,該制度一直執行到清末。D

嚴格把控八旗人丁、協調各方力量,是八旗人口登記制度最初的主要功能。入關之后,隨著旗主權力削弱及八旗內部權力的集中與穩定,戶口冊逐漸以掌握八旗人丁為主要目的:

八旗壯丁,歲有增益,立法編審,最為詳密……國初定,每壯丁三百名,編為一佐領……又諭:“八旗新添壯丁,每旗編佐領三十。有逃亡缺少者,于諸王、貝勒、貝子等府壯丁內,撥補足額,仍將該佐領治罪。嗣后每三年編審一次?!?sup>E 投充人丁雖身在八旗制度之內,卻是旗人中較為特殊的群體,這在戶籍編審中有所反映,他們被單獨立冊,不與佐領和管領下人丁混淆,并不僅僅由于他們地位低下,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作用和功能與其他旗人不同。簡言之,八旗人丁的戶籍冊主要是領取兵餉的依據,F而投充人丁的戶籍冊則是征收賦稅的依據,一取一納,作用相反。正如學者所述,清代皇莊之所以“能夠較長時期并穩定地存在發展,是由于有一套比較完整的經營管理方法……對莊頭的身份地位,頂補、

A 《 嘉慶十四年五月初三日都虞司呈稿》,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清代的旗地》,第 608 頁。

B 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為造送文會試丁卯科文舉人鑲黃旗姜岐太之子姜璉年貌三代冊檔事》,嘉慶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內務府呈稿,檔號 0508010000027000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C 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為正白旗莊頭楊霦之子楊永祥應考文童派出催長吉安前往認識移咨正白旗漢軍都統等事》,嘉慶十三年閏五月初一日,內務府呈稿,檔號 05080100000140021。

D 邱源媛:《清代旗人戶口冊的整理與研究》,《歷史檔案》2016 年第 3 期。

E《 八旗通志》初集卷 17《旗分志十七》,第 296297 頁。

F 人丁戶籍冊在八旗行政管理的很多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挑甲、選秀女等同樣以戶籍冊為依據。

革退等,都有一些具體的規定,并建立丁檔、家譜制度,以作查考的根據”。A 也正因如此,清廷更重視以此來延續莊園體系的運轉,關注是否能按時完納錢糧,這樣的丁口呈報在要求和執行力度上,必然不同于以掌控人丁為首要目的的其他旗人戶籍冊。

投充群體利用其身份的邊緣性和制度之間的漏洞,于八旗與州縣之間兩頭獲利的事例、案件層出不窮??滴醵?,時任直隸巡撫的滿洲鑲藍旗人格爾古德疏言:

自鬻投旗之人,或有作奸犯科,冀逃法網者;或有游手好閑,規避差徭者。本主聽其仍居本籍,放債謀利,則諱旗而稱民;遇官長訪聞窩逃構訟等事,又舍民而稱旗,抗避不出;甚或招搖鄉里,魚肉小民。B 乾隆時期,孫嘉淦亦言:

又有本系旗人而冒入民籍,希圖背主出檔應考得官。又有本系民人而捏入丁檔,希圖訛詐財產霸占子女。此等事件一經告發,地方官無案可稽,于是申報上司咨查戶部,經年累月乃能查出。若系遠年舊檔,則開載不詳,且滿文譯漢,音同字異,舛錯多端。若系近年新檔,則又稱捏報假添,不可為據。C 由旗入民,可應考得官;由民入旗,又可訛詐財產。如何界定投充旗人的身份,在司法操作中并不是一件易事,最常用、最權威的判斷依據旗人丁冊卻不由地方官掌握,無案可稽,只能層層申報咨查戶部,再轉咨內務府等八旗系統,經年累月。此外,還會遇到其他各種問題,如開載不詳細、滿文漢譯音同字異、捏報假添等情況。

在投充人員蕪雜、身份邊界不清晰、人丁冊的編撰執行力度又有所欠缺的狀況下,篡改人丁冊成為重要的謀利手段,時而“諱旗而稱民”,時而“舍民而稱旗”,生動而直接地描繪出這類人群選擇性游走于旗民之間謀取利益的狀況?!?/span>

三、舍民稱旗:射利之道

筆者檢閱了上千件投充人檔案,涉及謀取莊頭、逃人、拖欠錢糧、延誤差事、命盜、犯奸等,其中以土地糾紛案件數量最大。土地乃民之根本,圈地、投充造成的土地歸屬蕪雜,在投充人與民人、旗地與民地之間隱埋下諸多隱患。此類案件牽

A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清代的旗地》,“前言”,第 3 頁。

B  光緒《畿輔通志》卷 189《宦績七·格爾古德傳》,《續修四庫全書》,第 637 冊,第 6 頁。

C 孫嘉淦:《孫文定公奏疏》卷 4《直隸總督·清查旗民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1 輯第22 冊,第 245 頁。

涉面廣、內容豐富,既有旗人搶掠民產,A也有民人霸占旗圈。B

在上述檔案中,利用旗籍、旗地獲利的案件遠多于利用民籍、民地的案件,說明旗人比民人更易獲取土地并通過土地謀利,這與旗地莊園的性質直接相關。投充人丁雖為八旗奴仆,卻因掌管莊園事務而具有雙重身份,既是奴仆,也是旗人中的一員,擁有特權。從奴仆的角度來說,莊頭沒有土地所有權,只有有限的使用權,莊頭僅是一種職務,其名下的財產與職位密切相關,誰擁有莊頭之名,誰就擁有土地使用權;誰頂補了莊頭職務,誰就承接了土地使用權。而由誰來繼承莊頭的職位,決定權掌控在“八旗主子”手里,并不一定是父子相續。因此,莊頭的轉換,即便發生在父子之間,清代官方文書、檔案中也均用“頂補”、“頂替”等,而非 “繼承”一詞,反映了新舊莊頭的轉換本質。莊頭們在拖欠錢糧或者犯有其他過失時,會被施以“枷”、“鞭”等刑罰,甚至被革退、剝奪土地使用權,喪失莊頭身份及財產,全家發配為奴。頂補的非繼承性,造成了非直系頂補、異姓頂補率頗高。在筆者整理的嘉慶年間莊頭更名類檔案中,非直系及異姓頂補占 71.59%,與家族繼承存在本質區別,莊頭頂補的過程本身就為眾人提供了一種獲利渠道。C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雖然莊頭是奴仆,土地不屬于莊頭,但因為他實際管理著大量土地,在地方上擁有一定權勢。清初八旗圈地占了直隸最肥沃的土地,薄堿沙洼之地均不能入圈,旗地質量整體優于民地,繳納地租卻輕于民地賦稅。同時,八旗、府州縣兩種制度間存在權力真空,讓州縣官員雖知隱占情弊,但礙于旗人的特權地位,不便斷案,以致旗莊益得恣行兼并,自然吸引不少民眾(旗人與民人)利用旗籍、旗地,承充莊頭獲取利益。

下文圍繞旗人、民人利用八旗、州縣兩個系統間的政策漏洞引發的旗、民土地糾紛案件進行討論。

(一)民不在里,旗不在檔,旗民之間影射逃糧

順康時期,不少帶地投充的人丁會留一部分土地不予投充,希圖借此隱匿田

A 參見溫承惠:《奏為遵旨審明樂亭縣民人宋文瀾京控莊頭胡應選霸搶地糧案按律定擬事》,嘉慶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朱批奏折,檔號 040108002801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王鼎:《奏為審擬直隸武清縣民楊慶泰叩閽控已革莊頭劉寬等隱丁奪地一案事》,道光十七年四月十四日,錄副奏折,檔號 03378201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B參 見胡季堂:《奏報遵旨審擬內務府莊頭控告民人霸占圈地案事》,嘉慶五年七月十六日,朱批奏折,檔號 0401350599007;劉峨:《奏報赴通州審辦綿王莊頭控佃戶盜典旗地事》,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八日,錄副奏折,檔號 031438003。

C 邱源媛:《土地、繼承與家族——八旗制度影響下的華北地方社會》,《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15 卷第 2 期,第 2233 頁。

土,既不在八旗交差,也不在州縣完糧,“投充地畝之人,其初不過以數畝入官,稱為官地,除入官地畝之外,仍有余產,借此影射,既以免差,且以逃圈,其獲益本多”;A“查得此內惟帶地投充人戶,先因直屬糧地未清,報投時往往以多報少,任意開除,有一旗戶而隱地數頃或數十頃者,此地不辦旗差,不完民糧,沿習數十年,漫無稽考”。B

隱匿土地一直為清廷所惡,一再要求徹底清查,雍正六年(1728)發布諭令:帶地投充人戶有隱數頃或數十頃者,亦應徹底清理,一并行文內務府及八旗都統,遍行傳示。如有前項隱瞞地畝,以奉旨之日為始,定限一年,令在該管處自行首明,照例免罪。首報地畝別造清冊,咨送戶部題明仍著輸租當差,如過限一年,及首報不實或被告發,將地入官,嚴加治罪。C 然而,這道諭令未能杜絕此類隱匿案件的發生。僅以雍正十年清理奉天“寧遠州英茂山等處莊頭隱種退圈地畝”一案為例,“今據奉天將軍那蘇圖等分晰定議,造冊具題前來,查疏稱寧遠原報莊頭康坤等五十九家,并各名下壯丁共隱種地三萬八百八十四畝一分,今查莊頭、壯丁、旗、民人等隱種地二萬四千四十三畝四分,自雍正四五等年至九年錢糧,并未完納,應將拖欠錢糧,按年追征”。D清廷清理的隱種土地數量之大可見一斑。

嘉慶三年會計司呈報“查武世經一戶,前據內務府查明丁冊內并無伊父武國林其人,現據武世經供稱,武文魁并未投旗,伊祖父以來,并不辦民差,亦不當旗差,是以檔、籍俱無可查。是武世經一戶顯系在旗無檔,在民無籍”,武家土地也屬于隱匿地畝,“不辦旗差,不完民糧?!?sup>E

與“既以免差,且以逃圈”非法隱匿土地不同,不少投充人名下合法存在部分因為“薄堿沙洼,不堪入圈”而不入旗圈的土地,這部分土地仍屬于民糧地,需要在縣完糧。該政策導致同一位投充人合法地既有旗地又有民地,需要同時向八旗與州縣兩個系統繳納田賦的狀況,初始尚可無礙,日積月累,極易發生流弊,該部分內容可詳見下文玉田縣宋鈺案件。

A 總管內務府(都虞司):《奏為所屬鷹戶頭目孟心儒呈控霸地抗租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內務府奏案,檔號 05030300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B《 世宗憲皇帝朱批諭旨》卷 160,“雍正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422 冊,第 679680 頁。

C 乾 隆《大清會典則例》卷 173《八旗都統三·田宅》,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5 冊,第 468 頁。

D《 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戶科吏書》,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清代的旗地》,第 10371038 頁。

E  《 嘉慶三年三月初九日會計司呈稿》,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清代的旗地》,第 10461047 頁。

(二)自愿附投引發的糾紛

清初旗人常以認他姓地土為己業的方式霸占民田。順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屠賴等奏言:

愛民莫先除害,近聞八旗投充之人自帶本身田產外,又任意私添,或指鄰近之地據為己業,或連他人之產隱避差徭。被占之民,既難控訴,國課亦為虧減,上下交困,莫此為甚。宜敕戶部,將投充之人照原投部檔查核給地外,其多占地畝,即退還原主。庶民累稍蘇,而賦租亦增矣。A

與此同時,民間還存在不少自愿附投之人。所謂“附投”,指某位民人投充時,其他民人出于各種原因將自己的土地附于該投充人名下,投充為旗地,附投的民人仍保持民人身份。此種自愿附投屬于合法行為,無論在官在民均被認可,一位投充人甚至可以帶數位附投人。乾隆年間“都虞司所屬鷹戶頭目孟心儒以玉田縣生員王睿唆使民人王朝彥、王文燦、孟嘉賓等霸地抗租等情呈控前來”一案中,“鷹戶頭目孟心儒名下地冊內,有民人王睿之祖王振宗帶投地六十五畝一分五厘;又民人王文燦之伯王福陳帶投地十畝;民人孟嘉賓之祖孟有功帶投地十四畝”。B這 3 位附投人在附投之后依然隸屬民籍,土地卻是旗地。原則上,他們與莊園的民人佃戶不同,這些土地是他們的祖產,正常情況下,他們所依附的投充人不能奪佃,發生糾紛可向官府提出訴訟,他們的耕種權利較之其他民人能得到更多的保護。民人附投之后需要上報附投土地,“各俱甘結,載入縣冊之內”,清晰區分。但在實際生活中,附投引發了大量糾紛,旗、民各執一詞,有司不易斷案。

以嘉慶二年(1797)寶坻縣糾紛案為例,當事人有民人王殿福、王殿飏和內務府鑲黃旗錢糧莊頭王朝義。據王殿飏呈稱,其祖上有坐落本莊的民地 4 頃,順治初年欲帶地投充,但地畝甚少。時投充莊頭是王朝義曾祖王公配,與王殿飏祖上是親戚,有民地百余頃,也欲上內務府投旗報檔,就跟王殿飏祖上協商,“不必自投,與你代封,每年代封銀三十六兩,此地名目銷銀地”,于是王殿飏祖上附投于王公配,并于雍正八年“各俱甘結,載入縣冊之內”。王朝義卻呈稱,王殿福、王殿飏是其承領差地內的佃戶,“伊等所交租錢又不覆當差,欲收回自種……伊等仗持充當縣役,不準身自種,似此惡佃霸地掯租,倘眾佃均皆效尤,則身賠累更無底止,是以求大部行縣押令王秀梅、王殿福將地照數退交身收回自種,庶差地不

A 《 清世祖實錄》卷 88,順治十二年正月丙午,《清實錄》第 3 冊,第 694 頁。

B 總管內務府(都虞司):《奏為所屬鷹戶頭目孟心儒呈控霸地抗租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內務府奏案,檔號 050303007。

致惡佃等欺霸”。A

在這起附投的糾紛案件中,雙方各執一詞,爭執不下,既有可能是莊頭霸占附投之民地,也有可能是民人佃戶欺霸莊頭。清初圈地正是混亂之時,嘉慶二年距順治初年也已有百余年之久,雙方當事人很難找到當年的文字憑證,官府也無法斷案。此類因缺乏證據而長期擱置的土地附投案件在檔案中并不鮮見,附投行為雖然符合清初投充的規定,卻引起了諸多難以解決的糾紛。

(三)冒籍獲取土地

民人冒入旗檔獲取土地也是常見的案例,以乾隆朝武清縣正黃旗包衣葦戶吳思貴等呈控,莊頭劉士録冒入旗檔充當莊頭,并謀買旗地一案為典型。該案發生于乾隆四十八年至五十二年,初審時,刑部與內務府共同審定:劉士録本名劉巳卯,是莊頭劉元照之孫、劉埴之子,系旗檔有名之人,并非眾人所控告的民人。劉元照告退后,由其侄子劉塋接充莊頭,后劉塋年老告退,莊頭之職由劉士録充當,劉士録并非民人(劉堪)之子。吳思貴等人控告劉士録“謀買旗地一節,系眾葦戶將旗地私行典出,經劉士録偹價贖回,并非謀買”,刑部判定,將原告的旗人以誣告懲治,民人移咨直督責處,戶部現審處亦照內務府所擬辦理。

乾隆五十二年,吳思貴等人不服判決再次上訴,刑部重審此案,主審官由和珅擔任。和珅在奏疏中言:

臣親加詰訊,始據劉士録等供吐實情,緣劉士録系武清縣民籍貢生劉堪之子,有內務府正黃旗投充莊頭劉元照系劉堪之叔。劉元照當莊頭時于丁冊內捏報有子劉埴之名,迨劉元照退后系伊侄劉塋接充莊頭,嗣于三十一年間劉塋將劉士録冒入丁冊作為劉埴生子,四十九年劉塋告退莊頭即系劉士録接充莊頭。B 經和珅詰訊,劉士録供認自己乃武清縣民籍貢生劉堪(民人)之子。劉堪胞弟原名劉壏(民人),后改名劉埴,冒入旗檔。此后,有司雖有疑問,但以在檔為旗、不在檔為民的定例,不再追究。內務府正黃旗投充莊頭劉元照(旗人)是劉堪、劉埴之叔,劉元照當莊頭時,捏報有子劉埴。劉元照告退后,其侄子劉塋(旗人)接充莊頭。乾隆三十一年間,劉堪、劉塋將劉士録以劉埴之子的身份冒入丁冊。乾隆四十九年,劉塋告退,莊頭由劉士録(冒入旗檔)接充。劉士録充任莊頭后,見眾葦戶人等有貧乏者,

A 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為查明內務府鑲黃旗錢糧莊頭王朝義承領于各莊官地冊內并無載有寶坻縣民人王殿揚稍銀名目事》,嘉慶二年三月初七日,內務府呈稿,檔號 05080100000030002。

B  和 珅:《奏請審擬劉士鐸等呈控冒入旗擋充當莊頭一案事》,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錄副奏折,檔號 031209043。

即將旗地私行典買作為己業。案件最終裁定,除了劉士録等與冒入旗檔有關聯的旗人、民人受到處罰外,自乾隆三十一年劉士録冒入旗檔以后歷任比丁官,以及濫準劉士録充任莊頭之該管各員,一并交與吏部查取職名,分別嚴加議處。A

本文僅分析本案的人物關系與身份,劉家諸人的旗、民身份實在令人眼花繚亂。叔叔劉元照是內務府正黃旗投充莊頭,劉元照有三個侄子牽涉本案:(1)劉堪,民人,武清縣民籍貢生;(2)劉埴,原名劉壏,民人,劉堪的親兄弟,后冒入旗檔;(3)劉塋,旗人。本案主角劉士録,原名劉巳卯,是民人劉堪之子,自然也是民人,后以劉埴之子的名義冒籍成為旗人。也就是說,此案涉及有親屬關系的三代共 5 位人物中,有 2 位是合法旗人,余下 3 位民人中有 2 位(劉埴、劉士録)冒入旗檔成為旗人。

登記準確的丁冊是執行莊園頂補制度的關鍵,也是維持莊園系統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此案中,對于劉埴、劉士録的旗籍身份,無論是有司因他事查驗,還是劉士録承充莊頭,或是劉士録侵占旗地,檔案里都出現了“定例以在檔為旗,不在檔為民”、“該衙門因丁檔有名”等內容。丁冊是有司的判斷依據,而如此重要的投充人丁冊,卻沒有那么清晰準確,一句“在檔者為旗,不在檔者為民”看似清楚,實際漏洞甚多。

A  和 珅:《奏請審擬劉士鐸等呈控冒入旗擋充當莊頭一案事》,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錄副奏折,檔號 031209043;《乾隆五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內務府來文》,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清代的旗地》,第 272274 頁;永瑢等:《奏為葦戶吳恩(思)寬等呈控民人劉士録冒入旗檔充當莊頭審明治罪事》,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內務府奏案,檔號 050411003。

B   本圖中,單向箭頭

表示人物關系,雙向箭頭

    表示同一個人轉換的不同身份。

四、諱旗稱民:仕進之資

乾隆二十五年,因直隸各屬附近京城旗民雜處,弊端甚多,乾隆帝要求清查“介在旗民兩閑之人”,特別指出:

直隸各屬附近京城旗民雜處,內有帶地投充之莊頭、鷹戶、網戶人等,本身則為在檔旗人,其弟兄叔侄又仍籍隸州縣,此等戶口介在旗民之間,其與民人抗爭田地,輒以霸占旗產為詞,如其冒考民籍,又稱某支某派本未入旗。緣伊等投充之時,或止本身,其后族姓多人,借名應差,過房養子,種種名色,互相容隱,漸至混淆不清。A

冒入民籍參加科考,成為投充旗人流動至民人的重要誘因。

入關后,清廷在選官方面,既繼承了前代的科舉制度,又保留了諸多關外舊制,旗人與民人的入仕途徑、考試制度并不完全相同。清廷以旗人為根本、首崇滿洲,正身旗人尤其是滿、蒙旗人,在入仕、晉升方面有較大優勢,除了可以參加全國通行的科舉考試外,還有立軍功,承襲世爵世職,充任侍衛,充任筆帖式,考翻譯科,入八旗官學等。

科舉制度是中國傳統社會階層流動最重要的途徑,投充人以奴仆身份進入八旗,對其主子有較強的人身依附關系,在入學、考試、任官等方面限制頗多。清廷關于投充人丁能否參加科舉的決策,并不是單線性的從無到有、從禁絕到開放,而是經歷了一個反復的過程,時而“準其考試”,時而“永行禁止”。此前,由于較多關注那些不斷頒布的禁令,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學者都傾向于認為,至少在制度層面,投充人丁是被禁止參加科舉的,清廷之所以不斷重申禁令,是對現實生活中違例事件不絕的回應。B下文的討論,并非要推翻這一結論,投充群體是否參加科考、是否有資格參與科考,為考察包括投充在內的八旗奴仆的身份問題提供了重要路徑。從相關條例的制定過程及訴訟案件的司法實踐出發,檢視法律條例、司法實踐不同層面,可以探察清代投充人丁身份的模糊性及其變化。C

A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 156《戶部五·戶口·投充人口》,《續修四庫全書》,第 800 冊,第 544 頁。

B  韋慶遠:《〈莊頭家譜〉與清代對旗地的管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定宜莊、邱源媛:《近畿五百里——清代畿輔地區的旗地與莊頭》,第 5968 頁。

C       岸本美緒曾就清代冒捐冒考訴訟案件,從討論司法具體過程視角來思考清代社會中的“良—賤”等身份問題,這給予筆者很多啟發。參見岸本美緒:《冒捐冒考訴訟與清代地方社會》,邱澎生、陳熙遠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 190231 頁;「清代における“賤”の観念—冒捐冒考問題を中心に」、『東洋文化研究所

要』第 144 冊、東京:東洋文化研究所、2003 年、第 81131 頁。

(一)法律條例

順治、康熙前期,整個八旗群體的科舉考試尚未有定制。順治八年,清廷宣布旗人可以參加科考;十四年詔告“停止八旗考試”??滴趿?,“八旗有愿作漢文考試者……移送順天學院”;十五年再次詔告“停止八旗考試”;二十六年,“欽奉恩詔,八旗準同漢人一體考試”。A此后,盡管對入學科考的規定仍有調整,但基本上對八旗群體開放了科考途徑。

關于投充人丁科考的相關規定,雍正十二年一則投充莊頭等之“子弟不準考試”的諭令中,首次提及投充人群:

雍正十二年九月呈準,凡壯丁內挑選安設之莊頭,鈔入莊頭、投充莊頭、入官家人安設莊頭等之子弟不準考試外,其舊莊頭子弟內,如有情愿考試者,由會計司對明丁檔,移付掌關防內管領處,轉咨該處考試。B 此處“舊莊頭”,即老圈莊頭,C由會計司對明丁檔無誤,便可參加考試,而投充莊頭及其子弟則明確規定“不準考試”。

次年,清廷詔諭八旗開戶人等“準其考試”,其中也涉及投充開戶:

(雍正)十三年十月,議準……有投充者、有養育者、有俘獲者,本系良民,既經開戶,即猶之復籍,自應準其考試。至于旗下累世家奴,實屬出身微賤,其本身及子孫考試,永行禁止。D

“開戶人”即八旗奴仆通過軍工、贖身等途徑從家主戶下開出,于旗下另立一戶

者,亦稱“開檔人”。E投充者屬于正式編入旗籍的奴仆,開戶之后可以參加科考。

乾隆三年十一月,御史查拉奏稱:

A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 387《禮部九十八·學?!て鞂W事宜》,《續修四庫全書》,第

804 冊,第 180 頁。

B 《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卷 4《會計司》,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冢汉D铣霭嫔?,2000 年,第 306 冊,第 336 頁。

C 老圈莊頭,即最早“從龍入關”的包衣莊頭,專為皇室耕種田莊的莊頭、壯丁等人,被劃歸內務府,隸屬管領,由會計司負責管理。官方文獻中他們特定的身份是“盛京隨來陳壯丁”,也稱為“東來人”,這是官方對他們的明確認定。老圈人丁具有高于后來歸附清軍的新壯丁的地位和身份,檔案中也會使用“舊人”、“舊莊頭”以示區別。本文不涉及老圈莊頭,相關內容可參見定宜莊、邱源媛:《近畿五百里——清代畿輔地區的旗地與莊頭》第 3 章“老圈與投充的差別”,第 3168 頁。

D 乾隆《大清會典則例》卷 70《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2 冊,第 321 頁。

E 參見劉小萌:《關于清代八旗中“開戶人”的身份問題》,《滿族的社會與生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年,第 163 頁。

現在八旗包衣漢軍及投充莊頭子弟,有入滿洲籍入學中式者,令內務并八旗滿洲都統,自雍正十一年為始,將包衣舊漢人誤在滿洲額內入學中式,應歸入漢軍額內者,定限三個月查明,取具該參佐領印結,造冊咨部,以憑鄉會試時核對。嗣后包衣人員考試之時,內務府并八旗滿洲都統,嚴飭該管官。除實系滿洲、蒙古人員,于本人名下注明冊送外。其投充莊頭子弟及內管領旗鼓佐領之舊漢人,俱注名另冊咨送,歸入漢軍額內考試。A 這一奏折針對“八旗包衣漢軍及投充莊頭子弟”混入滿洲籍考試之事。雍正年間,朝廷雖然規定投充莊頭子弟不能參與科舉考試,但參加科舉的投充人不在少數。御史查拉擔心投充人等占用滿洲籍入學中試者的名額,建議將其歸入漢軍額內考試,這與禁止他們參與科舉明顯不同,該奏議得到乾隆帝的批準。B

從入關初年未被提及,到明確投充“等之子弟不準考試”,再到開戶后的投充人丁“本系良民,既經開戶,即猶之復籍,自應準其考試”,繼而“投充莊頭子弟……歸入漢軍額內考試”,投充人的身份得到不斷的提高,奴仆的依附關系也逐漸弱化。

然而隨著八旗人丁“承平日久,生齒愈繁”,C正身旗人面臨生計不足的問題,清廷為了保護他們的權益,選擇壓縮開戶人及奴仆的上升空間,三年后,重新宣布禁止投充人考試:

(乾?。┝曜h準……投充、養育人等,雖經開戶,其本身及子孫考試,永行禁止。每逢考試之時,各該旗詳加查核,毋得開送。D

該條明確規定,八旗奴仆人群,無論開戶與否,本人及子孫都將永遠被禁止科考。

嘉慶十一年,禮部奏準,“嗣后凡八旗戶下帶地投充莊頭,毋論旗檔有名無名,均不準其應試出仕”。E同治五年,“旗人家奴并根基不清者,均歸入開檔冊內,不準居官考試,捐考事同一律。本人止準頂戴榮身,子弟仍不準考試”。F從官方條例來看,直至清末,清廷并沒有明確宣布投充人丁參加科舉的合法性。

A《 高宗實錄》卷 81,乾隆三年十一月癸亥,《清實錄》第 1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266 頁。

B 乾隆《大清會典則例》卷 70《禮部·儀制清吏司·學校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2 冊,第 323 頁。

C 《 高宗實錄》卷 50,乾隆二年九月壬辰,《清實錄》第 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852 頁。

D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 387《禮部九十八·學?!て鞂W事宜》,《續修四庫全書》第804 冊,第 183 頁。

E  《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卷 4《會計司》,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306 冊,第 336 頁。

F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 387《禮部九十八·學?!て鞂W事宜》,《續修四庫全書》第804 冊,第 190 頁。

(二)司法實踐

嘉慶十一年,直隸東安縣帶地投充莊頭紀自璥赴禮部呈稱,“伊子紀思九欲應童試,懇請禮部查驗旗檔有無紀思九之名”。經內務府查證,確有“紀自璥”之名,“紀自璥之曾祖紀添祥于順治年間帶地投充那郎阿之祖名下承當莊頭,至紀自璥接充”。是否允準紀自璥之子紀思九應童試,禮部咨刑部,刑部查閱條文:查莊頭一項,惟內務府承領官地莊頭及王公戶下由內務府撥出之莊頭,向例準其應試出仕。至八旗戶下帶地投充之莊頭,有無考試出仕之處,并無明文。A

“內務府承領官地莊頭及王公戶下由內務府撥出之莊頭”,即前文所述老圈莊頭,該人群具有應試出仕的資格。至于八旗戶下帶地投充莊頭,卻“無明文”規定。刑部詳細查詢了相關條例及成案,確有莊頭于嘉慶九年參加科考,但該莊頭李恩捷系內務府及王公戶下莊頭(老圈莊頭)。B此外,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各處調查后亦咨覆,“并無帶地投充莊頭準其考試出仕之案”。最后議準,“紀自璥呈稱伊子應試之處,應不準行,并請嗣后凡八旗戶下帶地投充莊頭,無論旗檔有名無名,均不準其應試出仕”,判定紀思九不能應試。C

此案審判過程顯示出投充人丁能否參加科舉,在司法實踐中存在模糊性。有關衙門對投充人丁是否能參與科舉并不明確,審判人員對法律條文的掌握也不清晰,

“并無明文”是禮部、刑部及內務府等機構普遍面臨的問題,“通行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各處詳查,有無辦過成案,俱以并無帶地投充莊頭準其考試出仕之案具核”,八旗各處調查后,咨覆沒有投充莊頭考試出仕的先例,這是關鍵性的一步,直接決定了最后的裁決。

果真沒有投充科舉的先例嗎?檔案反映出比官書更為翔實的情況。嘉慶元年二月二十日,內務府呈稿奏稱,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屬下 7 名旗丁參加科舉考試,其

A 嘉慶《學政全書》卷 43《區別流品》,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335 冊,第 76 頁。

B 此處李恩捷乃老圈莊頭,但在另一則有關李恩捷捐納的檔案中,其身份則是“內務府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所屬鑲黃旗漢軍貢生”,即投充莊頭,筆者認為這條檔案從另一個側面透出人們在投充莊頭與老圈莊頭身份之間的轉換。恭阿拉等:《 奏為捐納筆帖式李恩捷請代查檔案事》,嘉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內務府奏案,檔號 050509060。關于李恩捷捐納案件,參見黃麗君:《化家為國:清代中期內務府的官僚體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年,第 292297 頁。

C 嘉慶《學政全書》卷 43《區別流品》,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335 冊,第 76 頁。

中 2 名投充莊頭之子、5 名莊頭親丁。A清晰記錄了這群人的身份特點“本處所屬莊頭、投充等,雖編為三旗,并無佐領、管領兼管”,B也就是說,官方對這 7 名參加科舉考試的旗人的身份非常清楚,絕不存在將其與老圈莊頭混淆,從而蒙混報名參試的嫌疑。

這條實例說明嘉慶十一年紀自璥案件中提到的,八旗各處呈報“并無帶地投充莊頭準其考試出仕之案”的情況并不屬實,檔案中還有不少類似事例,在此不贅。嘉慶十一年,清廷因紀自璥事件再次嚴禁投充人科舉出仕,并寫入《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C但同樣效果甚微,嘉道之后的檔案中既有“八旗戶下帶地投充莊頭,無論旗檔有名無名,均不準試”的裁判,D也有投充子弟在旗檔有名者入漢軍考試,無名者歸入民籍考試,并不乏中舉之人的情況。E

既然投充人丁通過旗籍參加科舉的路徑并沒有被嚴格阻絕,為什么依然會出現為數甚多的冒入民籍科考事件?除了檢視與投充人相關的條文律例以及司法實踐之外,其他普遍性因素也不容忽視。以具有八旗特色的馬步箭測試為例,自康熙二十八年,正身旗人與漢人一體應試科舉,清廷明確規定“滿洲、蒙古、漢軍應鄉試之監生、生員均由兵部驗射馬步箭,能射者準其移送順天府入場鄉試”。F此后,旗人皆先試馬步箭,能者方準入試成為定制。G投充人也不例外,嘉慶元年,準予鑲黃旗莊頭李思恭親丁等報考生員一案中,莊頭親丁“李澂、李湛、李湘、李大年、姜璉、黃景曾、鄧允中等七人俱經本府堂臺驗看過馬步射”;嘉慶四年,都虞司屬下正黃旗鴉鶻戶“經本府將牲丁趙大勛馬步騎射考驗,均屬合式”;H嘉慶十二年,鑲黃旗莊頭姜岐太之子、文舉人姜璉咨送文會試,同樣需要“經本府堂備驗看過馬

A 親丁”指莊頭的叔伯兄弟,這批人占了莊園人口不小的比例。

B 《 嘉慶元年二月二十日莊頭處呈稿》,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清代的旗地》,第 535 頁。

C 《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卷 4《會計司》,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306 冊,第 336 頁。

D 參見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為查明本處莊頭趙連茹等丁檔家譜內并無通州童生趙連玉趙連章事》,嘉慶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內務府呈稿,檔號 0508010000014

0011。

E 都虞司:《為查明所屬在檔鷹戶牲丁等考試成例事》,道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內務府呈稿,檔號 05080030001030028。

F 乾隆《大清會典則例》卷 66《禮部·儀制清吏司·貢舉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2 冊,第 193 頁。

G 乾隆二十二年,取消歲科考、鄉試騎射考試,僅保留會試騎射考試。

H 《 嘉慶元年二月二十日莊頭處呈稿》《嘉慶四年三月十六日都虞司呈稿》,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清代的旗地》,第 535、659 頁。

步射”;A嘉慶十九年,掌儀司屬下園頭考試文生員,“經本府堂臺驗看過馬步騎射”;B等等。

入關經年,旗人馬步箭射等能力逐漸弱化,越來越多的旗人以各種方式規避測試。乾隆四十年會試,應試八旗舉人 125 人,其中有 73 人報稱近視眼,實系妄報,經王大臣核驗、揀選仍有 53 人沒有參加馬步箭考試。乾隆帝對此極為憤怒:“馬步騎射,系旗人根本,即讀書人亦不可不學。今考試一百二十余人內,報近視眼者竟有七十余人之多,明系捏報,希圖規避……嗣后考試人內,若有似此不能騎射者,俱著停其考試,著為例?!?sup>C正身旗人尚且如此,更何況本為中原百姓、沒有馬步箭射傳統的投充人,因此類似“本處鑲黃旗莊頭親丁內應考文童薄大恒、李炳,前經兵部驗看馬步箭,因其騎射平常,業已駁回,不準考試”的案例,并不稀見。D 在實踐中,投充人丁能否通過科舉入仕存在多種可能,既有嚴格按照規定不準參加科舉、八旗各處也上報并無成案的情況;也有以投充身份入學應試,被有司認可,并不乏中舉之人的案例;同時,另一些因素,如馬步箭射等旗人根本,也是阻礙投充人丁以旗籍入試的一大原因。司法操作模棱兩可、各種條例諸多限制,勢必增加投充人群的不穩定感,加之二元制度存在的漏洞,自然會催發投機行為,冒籍考試即其中之一。

(三)冒籍科考

乾隆三十四年,玉田縣內務府莊頭宋九岳之子宋鈺私入民籍中進士一案頗為典型。當事人往復旗檔、民籍數次,幾經曲折。

據檔案記載,玉田縣內務府投充莊頭宋鈺曾祖宋含輝于順治二年帶地投充,成為內務府正白旗錢糧莊頭,此后,宋鈺的祖、父相繼承充。宋含輝帶地投充之時,其中一片坐落于玉田縣的土地,因薄堿沙洼不堪入圈,未被投充,一直在縣完糧,家里也因此俱有民戶納糧的名字。宋鈺之父宋九岳生有兩子,長子宋鈺,次子宋鑒。借助民戶納糧之由,宋九岳將次子宋鑒報入旗檔,卻將長子宋鈺呈報民籍,從

A 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為造送文會試丁卯科文舉人鑲黃旗姜岐太之子姜璉年貌三代冊檔事》,嘉慶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內務府呈稿,檔號 05080100000270009。

B《 嘉慶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掌儀司呈稿》,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清代的旗地》,第 550 頁。

C《 欽定科場條例》卷 59《翻譯鄉會試上》,清咸豐二年(1852)刻本,第 2425 頁。

D  管理三旗銀兩莊頭處:《為正白旗莊頭楊霦之子楊永祥應考文童派出催長吉安前往認識移咨正白旗漢軍都統等事》,嘉慶十三年閏五月初一日,內務府呈稿,檔號 05080100000140021。

小就以“宋昱”之名在宋九岳的岳父家讀書,未呈報旗檔。A

乾隆八年,宋九岳讓呈報民籍的長子宋鈺頂替納糧之名,承領莊頭一職,同時仍以“宋昱”之名在玉田縣考取入學,即以“宋鈺”和“宋昱”兩個同音異字的名字在八旗下擔任莊頭,又在玉田縣考試入學。

乾隆十六年,正值比丁,即戶口冊登記之年,內務府派出員外郎秦老格前往比丁。宋九岳擔心漏丁獲罪,呈明入檔,經秦老格取具宋九岳甘結造入親丁冊內??芍吴曤m然此前已經承領了納糧之名,但未報入旗檔。而宋鈺報入旗檔之后,玉田縣宋昱入學之名未被撤銷。十八年,宋鈺以“宋昱”之名赴順天鄉試中舉人,二十六年中進士。

事情至此,已相當匪夷所思,但仍然沒有結束。乾隆三十年又值比丁之年,內務府派出郎中海德前往比丁,已中進士的宋鈺難以繼續擔任莊頭,遂在海德處呈報:“伊幼小讀書,不諳差務,恐致誤公,并稱伊弟宋鑒向隨伊父交納錢糧辦差熟悉,呈請將伊弟宋鑒頂充”,經郎中海德取具宋鈺等情愿甘結,準令宋鑒頂充莊頭之職。宋家悠游往復于八旗與州縣兩系統間,盡占其利。B

直到比丁之員外郎福英查出宋鈺冒入民籍已中進士,這才將此起于旗、民之間往來謀利的案件呈明送部。經有司審斷,最終于乾隆三十四年判定:

查宋鈺系帶地投充內務府錢糧莊頭宋九岳之子,并不遵例由旗報考,輒敢因伊祖父以來在玉田縣完納錢糧,遂圖混入民籍改名宋昱,進學中式。情殊狡詐,若僅照詐冒戶籍律擬杖,不足示懲,應將已革退進士宋昱即宋鈺發往烏魯木齊當差。宋鑒隨同捏稀,自行頂充莊頭,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系旗人鞭八十。C 由上文可知,宋鈺似可“遵例由旗報考”,卻選擇了民籍科舉這條路徑,其原因限于史料不宜妄斷。然而無論如何,宋家違反條例冒入民籍是可以確定的,否則不會有意使用“宋鈺”、“宋昱”兩個同音異字的名字。

與此案相關的八旗、州縣官員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八旗系統內,歷年比丁員外郎四格、張琳、六十一、保荃、舒喜、海德、誠意等,其中員外郎張琳、六十一、保荃已病故,郎中海德、誠意和員外郎秦老格、舒喜、四格均照“失查

A 讬庸:《題為遵議直隸前玉田縣知縣張鎮等員濫準莊頭之子更名冒入民籍混行收考分別處罰事》,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內閣吏科題本,檔號 0201030641400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B 宋鈺的曾祖、祖 、父三人均有旗人、民人雙重身份,其曾祖、祖父是民人監生,同時承充旗人莊頭,父親民籍姓名宋嗣祁、旗籍姓名宋九岳。宋家四代人一直兼具旗人與民人的身份,漁利其中。

C 讬庸:《題為遵議直隸前玉田縣知縣張鎮等員濫準莊頭之子更名冒入民籍混行收考分別處罰事》,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內閣吏科題本,檔號 02010306414001。

例”,各罰俸一年;員外郎舒喜于另案降為筆帖式,應罰筆帖式俸一年。A至于地方官員,宋鈺在乾隆八年玉田縣知縣張鎮任內入籍送考進學,十八年中式舉人;二十五年,宋鈺在前任知縣龍鑰任內結送會試中式進士;至宋鈺中舉,則是前縣宋干金任內之事;此外,宋鈺于乾隆十八年科試考列三等,由前任儒學教諭常玙給文羅試中試舉人,“所有濫準宋鈺即宋昱,入籍、進學及送考之地方官并儒學各職名咨請查議”,B宋鈺進學考試過程中所有牽涉官員等均被查議。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上諭各省清查軍流人犯已過十年者,若安分守法,則依乾隆十一年例查明省釋回籍。C同年十一月,烏魯木齊辦事大臣索諾穆策凌覆奏宋鈺 “當差九年并無貽誤”。D次年,年過六十的宋鈺在烏魯木齊滿十年后獲釋返鄉,此后便不理他務,以詩酒終老。E

關于宋家在州縣完糧的這塊土地,案件發生時,經刑部調查,投充莊頭接替宋鈺承擔莊頭一職的宋鑒“現今當差官地八十八頃八十五畝,余地三頃四畝二分一厘”,這部分土地數量“與宋鈺曾祖宋含輝原投紅檔所載地畝數目相符”。宋家民糧地“原系久經在縣交納民糧之地,并非隱地匿糧旗民夾空影射私產”,確系“因薄堿沙洼不堪入圈”,而非“不辦旗差,不完民糧”的隱匿土地。刑部據此判定,“( 該地)相應仍令照舊營業,在該縣交納民糧,毋庸另行置議可也”,交由現任莊頭宋鑒繼續耕種,依舊屬于民地,在州縣完糧,并沒有因宋鈺案件而改變土地的性質。F

這是一個相當典型的投充旗人冒入民籍參加科舉考試的案例。宋家民糧地是宋鈺能夠鉆制度漏洞,冒入民籍、參加科考的重要物質要素;同時,直隸基層鄉間,同一家族 / 家庭中既有旗人又有民人的普遍狀況,又為宋鈺以“宋昱”的民人身份在地方考試入學,隱瞞官府,并考取舉人、進士提供了可能。直隸鄉村社會中,以民人身份投充至旗下者為數甚眾,他們既博弈于八旗與州縣之間形成自身規制,又借助國家規范對制度進行應對與反形塑,多重力量間的競合塑造了投充人群本體與當地基層社會的風貌。

A《 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初五日內務府奏銷檔》,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清代的旗地》,第 529530 頁。

B 讬庸:《題為遵議直隸前玉田縣知縣張鎮等員濫準莊頭之子更名冒入民籍混行收考分別

處罰事》,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內閣吏科題本,檔號 02010306414001。

C《 清朝通典》卷 89《刑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43 冊,第 855 頁。

D《 刑部為宋鈺當差九年無誤事移會稽察房》中稱“烏魯木齊辦事大臣奏已革進士宋鈺系因冒入民籍考試發往烏魯木齊當差之犯,該犯在該處當差九年并無貽誤,遵例查明具奏”(內閣大庫檔案,文獻編號 158252,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E 光緒《玉田縣志》卷 18《表三·選舉上》,清光緒十年(1884)刻本,第 1012 頁。

F 總管內務府(慎刑司):《奏為宋鈺冒入民籍中式進士將失察郎中海德等罰俸事》,內務府奏案,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初五日,檔號 050266035。

                                                                    結      語

無論“舍民稱旗”抑或“諱旗稱民”,我們都能看到八旗、州縣兩套管理系統對直隸鄉村基層人群的影響與作用?!捌烊恕笔峭冻淙硕≡谇宕母旧矸?,有清一代旗民分治的政策,從制度上在身份、管理、司法等方面把他們約束在八旗體制內,然而現實生活不可能如條文規定那樣清晰分明。投充人本就是畿輔當地的普通百姓,世世代代居住于此,與沒有投充的民人有著無法分割的聯系。普遍的個人 / 核心家庭投充的狀況,使得同一個家庭 / 家族內部既有旗人也有民人,數代之后,無論是當地的老百姓,還是投充群體自身,都容易對投充人后代的旗人身份產生模糊的認知。清廷雖然建立了一套旗人、旗地管理體系,但旗民蕪雜,不易厘清,加之旗人、旗地的特殊性,地方州縣未能直接掌握其信息,司法上也有層層障礙,因此在畿輔地區,無論是投充旗人,還是普通民人,都有游走其間、獲取利益的可能。

如前文所述,與土地相關的案例呈現出由“民”入“旗”的傾向,這與旗地肥沃、旗人有一定優待直接相關。投充人丁雖為奴仆,卻管理大量土地和財產,擁有一定權勢。他們背靠“八旗主子”,讓地方官員有所忌憚,不敢輕易介入干涉。同時,投充制度本身的漏洞,諸如自愿附投、旗人合法擁有民地、家庭 / 家族中既有旗人又有民人等狀況,短期內尚可無礙,時間稍長,必然引發旗、民糾紛,旗人的優勢地位又會影響有司判案。民人因此向旗人流動,冒為莊頭,利用旗地,獲取利益。

在入學科考方面,則呈現出由“旗”向“民”的反方向流動。投充人以奴才身份進入八旗,與“八旗主子”有著較強的人身依附關系,入學、考試、任官限制頗多,直到乾隆三年才獲得考試資格,但僅 3 年后,清廷又封禁了投充人丁的科舉之路。同時,其他一些諸如馬步箭射等政策限制使投充人參加旗人科舉有較大難度,從而催發其冒入民籍,由民人系統考試入仕。

旗人與民人在二元性制度下的游走,一直是令清代官方頭疼的難題,清廷對此采取了多種措施,諸如加強戶籍管理,嚴格登記制度;與地方府州縣政府聯合管控,自雍正初年始,投充人丁冊籍在州縣備案;等等。同時還不斷制定新的制度約束投充人丁,地畝冊就是其中一項。雍正六年,雍正帝下旨編撰旗地地畝冊,要求登記旗地坐落州縣鄉村、名下、地段、四至,規定了負責制作以及管理的機構,一樣二本,一部存案,一部轉咨直督發布政使司,照造清冊,鈐發州縣,與民人糧地清冊一同存貯。A然而地畝冊編撰成效不彰,直至清末,土地糾紛不僅并未消減,人們反而找到了更多的應對策略,就如人丁冊一般,某些情況

A 乾 隆《大清會典則例》卷 173《八旗都統三·田宅》,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5 冊,第 467468 頁。

下,反倒給一些人提供了可乘之機?,F實社會運行受制度的制約,但同時也反過來形塑著制度。

旗民分治是清代治政不爭的事實,也是后人理解清代社會的基礎,卻不能反映旗、民社會的全貌。二元性制度引發權力縫隙,人們出于利益考慮,選擇性地游走于八旗系統與州縣體制間,看似森嚴的制度與法律存在模糊地帶,諸多政策漏洞為投機者提供了空間??疾齑祟愵H具普遍性的歷史現象,讓我們更貼近時人的行為狀態與現實生活,也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清代歷史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金、元以降,華北最為明顯的地域特征是國家的強大投影,政治事件與國家制度對基層社會的滲透直接而深入,相應地,基層社會對國家的感應也甚為敏銳、迅速。國家與地方、作用與反作用在此處呈現出較其他地域更為緊密而黏著的互動關系,強調華北區域史研究中“國家的在場”成為學術界共識。同時,華北也是族群問題頻現之處,族群的沖突、融合、遷徙、流動不僅形塑了本地歷史,對中國整體歷史的走向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千百年來多族群共存,彼此之間勢力的消長,多種語言、文化的碰撞,“多元”默化成為華北的日常。遼、金、元、明、清等以此為中心的統治及王朝之間的易代更替,所產生的族群與族群、族群與國家間的競合關系,構成了此處地域社會的風貌:既有各族群不斷形塑或劃分或整合自我與他者之間邊界的自身規制;又有借國家制度,使自身在傳統王朝的結構之下,仍能對地方社會形成“國家在場”的影響力;同時還有基層社會對國家不同管理系統的應對,以及多種力量間的相互作用。

清代豐富的史料,尤其是涉及民眾日常生活狀況的各類官方檔案和民間文獻,使研究者能更清晰地觀察和認識清代基層社會的種種細節。新時期的史學研究中,地方社會研究、跨區域研究、社會群體研究、國家與基層社會互動等問題是學界焦點、前沿所在,清代旗人社會作為地方基層社會的重要類型之一,長期以來游離于主流研究之外,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從這個意義上講,關注八旗人群,關注制度交錯地帶不同人群的生存狀態,不僅有助于理解華北地區不同人群的生活狀況,也有益于推進學界對二元性制度下族群關系、區域社會等相關問題進行更立體且客觀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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