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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鼠疫應對與中國近代防疫體系初建
作者:焦潤明 責編:

來源:《歷史研究》2020年02期  發布時間:2021-06-30  點擊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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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為舊歷庚戌年,在中國北部地區發生了長達半年之久的烈性肺鼠疫。此次鼠疫疫源地為俄國遠東地區,后傳至中國滿洲里。染疫之人通過乘坐火車及其他交通工具將鼠疫帶到哈爾濱及周邊地區,形成更大的鼠疫擴散源,發展為沿鐵路線和交通要道向四周傳播擴散的態勢。庚戌鼠疫不僅肆虐整個東北地區,還波及直隸、山東,直至次年 4 月初才被徹底肅清。疫情造成 6 萬余人死亡,影響巨大。在庚戌鼠疫的防控治理過程中,朝野付出慘重代價,教訓深重,經驗彌足珍貴,是歷史留給中華民族一份寶貴的防疫治疫財富。在鼠疫防控治理的過程中,促進了中國近代防疫體系的初步形成,并為后世留下諸多教益。

一、庚戌鼠疫的暴發及擴散

東北開發是庚戌鼠疫發生的社會條件、背景與遠因。20 世紀初,東北已成為列強角逐之地,被俄、日分而控之。東北鐵路中,除京奉鐵路由中國自主運營外,東清鐵路及其支線由俄國管控,南滿鐵路、安奉鐵路及其支線由日本管控。遍布于東清、南滿鐵路兩側的大量附屬地,亦為俄、日實際掌控。1910 年前后,東北總人口約 1500 萬,城市人口突破 1000 萬,城市化水平在國內居于前列。新崛起的城市主要分布于鐵路、公路或水路交接點以及港口碼頭,體現了近代城市的分布特征。東北發達的鐵路交通網,便利了經濟活動的開展以及民眾的生活和移動,然而一旦暴發傳染性疾病且防控不力,也會助長疫情的擴散。

近代東北地區在俄、日兩國的侵略下,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國際市場的風向對東北市場構成直接影響。1910 年前,毛皮市場在東北表現最為突出。由于歐洲和美洲皮貨市場對旱獺毛皮需求猛增,毛皮價格不斷趨高,1907—1910 年,“一只皮毛的價格已經從原來的 20 戈比(約 0.12 美元)上升到 1 盧布 20 戈比(約 0.72 美元),甚至更多?!?/span>A在國際需求的刺激下,1910 年,“僅從滿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獺皮就由 1907 年的 70 萬張增加到 250 萬張”。B依當時行情,獵人只要獵到 20 多條旱獺,將所獲毛皮出售給定期前來收購的俄國商人,獲利即十分可觀。不斷增長的皮毛需求和售賣獺皮帶來的高利潤,引發了東北“捕獺熱”。

中俄商人及部分官員受經濟利益驅使,私自招募勞工瘋狂捕殺旱獺,大批山東、直隸勞工聞風北上,很多人在毫無狩獵經驗的情況下加入獵捕旱獺的行列。

“旱獺多病疫,工人不知擇別取皮食肉,以致吸受毒菌,輾轉傳播”。C旱獺身上往往攜帶有鼠疫桿菌,分辨不出病獺的勞工在俄國遠東地區獵獺過程中食用了有疫旱獺,鼠疫從宿主動物旱獺身上傳染到人體,染疫之人成為新的傳染源將鼠疫傳給身邊的工友、老鄉,繼而在更大范圍內擴散。1910 年 9 月,鼠疫已在俄國遠東地區多點發生,俄方為防止鼠疫在其境內傳播,將有染疫嫌疑的中國勞工驅逐出境,鼠疫遂由俄境疫源地傳入中國東北。

A國際會議編輯委員會編:《奉天國際鼠疫會議報告》,張士尊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年,第 262 頁。

B夏明方、康沛竹主編:《20 世紀中國災變圖史》(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819 頁。

C周樹模:《撫江奏稿》,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19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

1973 年,第 749750 頁。

從俄國返回滿洲里的勞工中已有人感染鼠疫,但海關形同虛設,入境的染疫者投宿在旅店中,將鼠疫傳播給同店中的其他人,從而引發集群式傳染。10 月中旬,滿洲里出現因鼠疫致死者,鼠疫患者不斷增加,引發民眾恐慌。當地政府并未采取果斷的隔離措施,使染疫之人夾雜在爭相出城的民眾中,通過東清鐵路和其他陸路通道逃離滿洲里。

在乘車和步行過程中,鼠疫病患的同行者作為易感人群,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感染并成為新的鼠疫傳播者,近代化的鐵路以及沿線人口密布的城鎮,進一步加速了鼠疫的傳播速度。1910 年 11 月上旬,鼠疫已蔓延至哈爾濱。由于當地官員重視不夠,防疫不力,“官方除將病人隔離,規定死亡后酌給埋葬費外,并無具體防治辦法”,A從而使哈爾濱疫勢猖獗,漸呈失控態勢。哈爾濱地處東清鐵路樞紐,疫情經此呈放射狀在整個東北地區擴散。

從傳染分布來看,東北被疫地區達 69 處,其中黑龍江省 16 處、吉林省 24 處、奉天省 29 處。因鼠疫致死 5000 人以上的有 3 處,即濱江廳(哈爾濱)、長春廳、呼蘭府。其中哈爾濱傅家甸最為慘烈,此地為哈市中國人聚居區,有近 2 萬人口,而疫死者達 5690 人,接近該地區人口的三成。由于當時民眾普遍缺乏防護意識,鼠疫由外地輸入后,首先被染疫者傳染給家人和親屬,造成家族性傳播;而后,鼠疫再傳向朋友和鄉鄰;甚至到最后,整個村莊的人口幾乎都因染疫而死,“地無完土,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B疫情橫行地區,從城市到鄉村都籠罩在死亡的威脅之中。

庚戌鼠疫暴發之時,正值農歷春節前夕,“闖關東”的民工陸續踏上回鄉路途,形成返鄉大潮,一些染疫人員也居于其中。東清、南滿鐵路在鼠疫流行的早期因經濟利益考量,并未及時停運,使鼠疫沿鐵路向關內蔓延。而東清、南滿鐵路為俄、日控制,無論停開列車還是在鐵路附屬地開展防疫,都需要中國政府與俄、日交涉。面對鼠疫不斷蔓延,東北官員慨嘆,“推其原因,良由東清南滿未斷交通為之導線。興言及此,不得不咎我三省官吏無保障民命之實力也”。C鼠疫防控的最好時機就在這個協商過程中錯失了。

二、庚戌鼠疫的應對及其得失

鼠疫的酷烈程度及其快速擴散態勢,使清政府及東北地方當局充分認識到“防

A姚崧齡:《伍連德醫生——“抗疫斗士”》,《傳記文學》(臺北)第 13 卷第 6 期,1968 年,第 33 頁。

B奉天全省防疫總局編:《東三省疫事報告書》第 1 編第 2 章,沈陽:奉天圖書印刷所,

1911 年,第 12 頁。

C奉天全省防疫總局編:《東三省疫事報告書》第 1 編第 1 章,第 1 頁。

則生不防則死”的道理,在危迫的狀態下,當局決定任命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在英德法從事過細菌研究的醫學專家伍連德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到哈爾濱負責鼠疫重疫區的防控事宜,同時派出多支有實力的醫療隊分赴各重疫區,從而使諸多新式且較為有效的防疫措施得以施行。

(一) 成立各級防疫領導機構,頒布防疫法規。為防止北京及全國可能出現的瘟疫大潮,清政府發起成立“中央衛生會”、京師防疫局,著手研究全國性防疫、部署防控事宜。東北則是在三省分權框架基礎上,以各省民政司、交涉司為工作主體,協調巡警局等部門成立省級防疫治疫機構。1910 年 12 月至 1911 年 1 月,東三省各防疫機構相繼成立,其下各府縣防疫組織也于同期成立。在權力架構上,東三省總督及各省巡撫仍為各級決策者;各省防疫總局作為防疫工作的牽頭部門,承擔著維護中國防疫主權與指導防疫工作的雙重任務,治疫期間的國際交涉任務,舉凡遮斷交通、實施隔離、查驗措施以及警察權等,都由防疫總局與在華各國,特別是俄、日開展交涉。

為使治疫工作有章可循,清政府及各地方當局都發布了各類臨時性防疫規定,出臺百余項法規,許多規則在具體防疫工作中發揮了作用。如 1911 年 1 月 19 日直隸衛生局頒布的《京奉火車防疫章程》,規定乘客必須在山海關留驗觀察 5 天方可放行,由東北運進關內的貨物必須經醫官檢驗后方準許進入。A此外,針對軍隊的疫情防控,出臺了《陸軍部暫行防疫簡明要則》,明確規定了士兵在防疫期間的行為準則,防止疫情在軍隊內部傳播。

(二) 實施科學的診療措施,強化防擴散手段。實施近代化診療措施,是庚戌鼠疫防治的亮點。伍連德通過解剖人及動物的疫尸,經細菌學檢驗,明確了鼠疫的致病機理,證明此次鼠疫為肺鼠疫,主要通過人的呼吸飛沫在人際傳播。因此,對于染疫者須采取隔離診治方式,用降溫退燒等藥物及注射抗鼠疫血清等方法治療;對于一般人群則限制流動,要求加強個人衛生,進行預防接種,多個城市安排接種哈夫金疫苗,或注射耶爾森血清;所有治疫人員、醫務工作者均先施打藥針,佩戴口罩,穿防護服,診治期間更須按細菌學原理進行操作,下班后都要進入消毒室,用石炭酸水溶液噴灑衣服,所有被污染的衣物都須用升汞溶液浸泡消毒。通過以上措施的綜合運用,形成了一套規范且較有成效的治疫診療程序。

在診療工作以外,對公共場所實施污染源整治及清潔消毒,是固化診療效果的重要保障。疫情防治期間,各地的公共衛生問題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重視。各省防疫總局安排專門的清道夫逐日打掃公共場所,清除街道巷里污穢雜物并撒播生石灰;在人煙稠密的市場和人流混雜處,由衛生巡警巡查,并采用石炭酸水、升汞水

A《京奉火車防疫章程》,《盛京時報》1911 1 19 日,第 2 版;《天津衛生局緊急告示》,

《大公報》1911 1 16 日,第 1 張第 5 版。

等 6 種消毒藥劑,利用焚燒、蒸汽、煮沸、藥物等方法進行消毒;各地發布命令,禁止販賣變色變味的果品、魚肉等食物,禁止在道旁和田園間棄置尸棺并任其暴露,“違者究罰”。A

疫情暴發時,正值北方冬季,冰天凍地,棺槨無法深埋,以伍連德為首的多名醫生致電當局,要求將疫尸火化,阻隔疫病擴散,得到批準。B對疫尸采取火化處理在當時是新事物,推進面臨阻力,但這是防止疫情擴散的有效措施?;鹪岱绞綄嵤┖?,其他地區立即仿效,不僅起到了有效的防疫作用,也促進了風俗改良。

此外,為預防病菌通過飛沫傳播,阻斷人傳人的渠道,伍連德用紗布自制“伍氏口罩”,在疫區推廣使用,成為防止疫病傳染的有效手段。

(三)實施疫情報告和查驗隔離措施,嚴格獎懲。為全面及時掌握防疫動態,妥善應對疫情,東三省總督錫良電飭沿鐵路各州縣,要求每天將各地區的疫情情況用電報向其匯報,各級檢疫所和其他防疫機構亦必須逐日向上級機關詳細呈報疫情。官方規定,“所有關于防疫電報一律免費”。C

為隔斷鼠疫傳播渠道,伍連德在哈爾濱采取嚴格的查驗隔離措施。他將重疫區傅家甸分成 4 區實行隔離,不同區域居民只能在本區內自由行動,如進入另一區,須經特別許可。每一區由一位高級醫官負責,帶領足夠的助手對區內住戶逐一檢查,把所有鼠疫患者送到新的鼠疫醫院,將其家屬及其他接觸者送往隔離營。其他地區迅速推廣,隔離制度得到了嚴格執行。當局還規定,人員從疫區到非疫區,無論什么身份,必須隔離 7 天。從東北赴關內的人員必須在山海關停留 5 日進行醫學觀察,不發病方可放行。D當局為了控制鼠疫擴散,甚至采取了極端手段,奉天隔離所即規定,“若有敢圖潛脫者,當即擊斃以杜后患”。E

在大疫面前,人人皆受死亡威脅。防疫如同戰場,錫良提出:“蓋以防疫事同御敵,捐一己之性命以赴急難,與臨戰陣冒鋒鏑正復何異?”為調動官員、醫生及其他人員投入防疫,他向清廷建議給予防疫人員與軍人一樣的戰場待遇,參照軍隊條例進行嘉獎,對防疫業績突出者給予“異常勞績保獎”,對因參與防疫而染疫身死者,“依陣亡例優恤”。獎勵之外有懲罰,對于官員、警員中防疫不力人員“照章撤懲”;對于無法控制鼠疫傳播、虛報疫死人數、隱瞞當地疫情的官員革職處罰。F

A《防疫會之禁令》,《盛京時報》1911 1 10 日,第 5 版。

B《部令從權火葬電報》,《盛京時報》1911 2 9 日,第 11 版。

C《東省防疫記》,《申報》1911 2 10 日,第 1 張第 5 版。

D《北京防疫記》,《申報》1911 2 3 日,第 1 張第 45 版;《鄭孝胥日記》第 3 冊,勞祖德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第 13031304 頁。

E 《隔離所之戒嚴》,《盛京時報》1911 1 19 日,第 5 版。

F 《疫氣蔓延人心危懼請俟事竣保獎出力人員折》,《錫良遺稿奏稿》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266 頁;《注重防疫》,《盛京時報》1911 2 19 日,第 5 版。

對普通民眾違規者,則處以罰款或強制其參與防疫。獎懲措施對于維護防疫秩序起到積極作用。

庚戌鼠疫的防治,是在近代民族國家初步形成的時代條件下展開的。1907 年東北建省后,基本上廢除了以八旗舊制為基礎的軍政統治,打破了旗民分治的局面,實現了疆域統合,理順了東北的行政關系。庚戌鼠疫最終得以撲滅,首先得益于清政府仍具備從中央到地方的治理能力;此外,國家、社會和醫界的互動機制,統合朝野共識,實施輿情引導等措施,都對疫情的成功防控提供了助益。

其次,得益于科學有效的治疫措施?!爸卮笠咔榈姆乐?,絕不單單是醫學、醫術的問題,也是對社會管理、社會組織能力及國際合作能力的嚴峻考驗”。A在疫情防控過程中,醫學專家伍連德被委以治疫總醫官的重任。他在總結重疫區傅家甸防疫實踐基礎上提出的嚴格查驗隔離措施、嚴格管制交通、必要時遮斷京奉鐵路等諸多防疫治疫建議被采納推廣。在法規建設上,當局能夠較為及時地吸取報章上的建議,吸收他國防疫法規的可取之處,制定出有針對性的法規,為實施防控、留驗、隔離等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據。在疫情管控上,防疫總局按屬地原則落實任務,守土有責,相互協作,阻止了人員流動和疫情的進一步擴散。此外,加強國際防疫合作也是有效實施防控治理的重要內容。當局在維護防疫主權的前提下,盡力與相關各國建立防疫合作關系,協商防疫章程及防疫辦法,協調火車、輪船查驗行動。其中,高薪聘用、大膽使用外國醫生團隊參與,使得整個防疫治疫過程獲得國際先進醫學手段的支持,為中國的防疫治理工作注入重要力量,并受到國際社會的贊賞。

再次,“化除滿漢畛域”的政策強化了東北各民族的國家認同和共同體意識。在防疫中,諸多官員在涉及主權交涉之時能夠維護國家主權,在防疫過程中大都能恪盡職守,因防疫工作而染疫身死者亦不在少數。上到皇親國戚、下到平民百姓多能參與募捐,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的士紳巨賈們紛紛慷慨解囊,支援東北防治疫情。輿論表示,東北是中國的土地,東北人民是中國人的同胞,“通一國如一家”,東北有難,全國人民都有責任和義務面對承擔,“不仰給國內同胞之眾,而將誰恃?”B充分表達了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

當然,在庚戌鼠疫的防治過程中,亦存在諸多不利因素和值得反思之處。清末的東北,存在多國勢力,防疫治疫深受列強制約。例如,為了防止疫情擴散,須及時停開列車,對旅客進行檢疫查驗,然而鐵路干線交通非由中方管控,限制了防疫措施的實施;中方對于外國人以及鐵路附屬地交通,不能輕易截留查驗;俄、日兩方多次表示要派軍隊參與防疫,給清政府的治疫行動造成壓力。就內部而言,封

A《愛國僑胞、防疫泰斗伍連德》,哈爾濱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骸豆枮I文史資料》第 28 輯,2006 年,第 2 頁。

B《論東三省防疫費款急須官民募捐》,《盛京時報》1911 3 3 日,第 2 版。

建末世官場習氣濃重、管理體制落后、社會等級森嚴,為防疫措施的落地制造了阻礙。中國整體科學技術落后,雖然吸收了國際醫學力量的參與,但因醫療條件極為有限,大量底層民眾染疫后除了被隔離,得不到及時救治。一些地區防疫措施粗暴野蠻,許多非染疫之人因隔離或留驗而被傳染,遭受無妄之災。在當時的醫學技術水平下,缺乏有效治愈肺鼠疫的特效藥,伍連德掌握的鼠疫疫苗和免疫血清也挽救不了身邊被感染的醫生,這些都是因時代和科學技術條件的局限而留下的遺憾。

三、中國近代防疫體系的初建

庚戌鼠疫的防治,是在中國已逐漸融入國際社會、民族國家初步形成、西方醫學傳入的背景下展開的。鼠疫防治中所實行的各項措施,既是中國傳統防疫治疫方法與西方防疫理論的有機結合,也是對當時防疫治疫具體實踐的總結,許多經驗更是出自慘痛的教訓。以伍連德博士為代表的一批深諳先進醫學、有公共衛生背景的醫者、防疫官員組成的專家群體,在近代公共衛生應急和預防理念的指導下,制定合理的防疫治疫方案,科學施策,終將肆虐的疫情徹底肅清。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為中國近代公共衛生機制的形成積淀下科學元素,對中國近代防疫體系的構建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第一,器物層面——防疫機構的建立。防疫體系器物層面的成果,體現于“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中央防疫處”等常設防疫機構,以及全國各主要城市防疫醫院的設立。庚戌鼠疫肅清后,清政府最先在哈爾濱建立了中國近代第一個常設防疫機構——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該機構在民國建立后得到進一步擴充完善。1919 年北洋政府又在北京天壇建設中央防疫處,作為全國性常設防疫機構。

一些在防疫治疫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醫院,如沈陽、哈爾濱、營口等地的防疫醫院,疫后得以留存;疫情過后,政府在北京、上海、天津、山東、湖北、江蘇、廣東等省市陸續增建醫院,成為防疫體系的重要構成,諸多醫院至今仍在傳承延續。如伍連德創立的濱江醫學專門學校,現為哈爾濱醫科大學;承擔奉天省治疫重任的盛京醫院,現為中國醫科大學盛京醫院;1918 年建成的北京中央醫院,也是由伍連德發起創建的,是北京第一所由中國人自己集資興建的新式醫院,打破了外國醫院在北京的壟斷,現為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地處天津的北洋軍醫學堂,在治疫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后更名為陸軍軍醫學堂,是民國時期培養軍醫的醫學重鎮;在上海鼠疫防治過程中創立的中國公立醫院,民國時更名為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現為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

防疫治疫帶來的物化成果,還包括陸續添置的各種防疫醫療設備。這些常設防疫機構和配有先進醫療設備的醫院的設立,均是庚戌鼠疫之后,在眾多有識之士共同努力推動下落實的,成為中國近代防疫體系的重要支點,培養造就了一代代的醫療專業人才,影響至今。

第二,制度層面——全國性防疫法律體系的形成。在庚戌鼠疫防治過程中,從維護防疫治理秩序的角度,全國各地、各部門曾發布一系列法規、命令。疫后,為進一步完善防疫法規建設,又新出臺了多部專業防疫法律成果,其中最具標志性的即是《防疫章程》。1911 年 4 月 17 日,由外務部、民政部、郵傳部共同擬定的《防疫章程》下發各省,強調“嗣后遇有防疫事件,即行一體遵照”。該章程“總則” 規定:“本章程在京師由巡警總廳執行,各省由民政司巡警道督率地方官辦理?!?sup>A該章程于 4 月 22 日通行全國并由各省遵照貫徹實施,成為全國性的防疫法規。這是在應對庚戌鼠疫過程中,在防疫法規建設方面取得的最重要的制度化成果。

庚戌鼠疫防治期間,清政府陸續頒布的《消毒規則》《檢疫規則》《百斯篤預防及消毒法》《陸軍部暫行防疫簡明要則》等規章,其主要精神和合理條款,被北洋政府頒布的《傳染病預防條列》《陸軍傳染病預防規則》《檢疫委員設置規則》《火車檢疫法規》《清潔方法消毒方法》等一系列公共衛生法規繼承,直接推動了民國時期公共衛生法規建設和革新。進入 20 世紀 20 年代,中國形成了包含傳染病防治法、公共衛生管理法、飲食衛生法、職業病防治法等法規在內的公共衛生法規體系。

第三,觀念層面——防疫共識的形成。近代公共衛生防疫體系的觀念核心,即是基于醫學理論、防疫知識、衛生習慣集合而成的防疫共識。

在應對庚戌鼠疫過程中,一些先進診療手段和防疫知識的運用,取得了良好效果,積累了寶貴的防疫經驗。在 1911 年 4 月召開的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上,伍連德就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經驗與參會的 11 國醫學專家進行了交流。會議設有病理、解剖、細菌、流行病、歷史和治療等分會場,各國醫學專家介紹了通過人體解剖獲得的病理數據,以及當時最先進的幾種血清療法及新藥,介紹了國際社會先進的防疫理論、防疫措施。這些最新的醫學學術成果,是當時中國醫學界所缺乏的,通過這次會議的引介,得以為國內知曉,對中國醫學的進步具有促進作用。這些知識及相關建議其后借助媒體在中國獲得廣泛傳播。

庚戌鼠疫的暴發,催發了民眾對于防疫知識的渴求,客觀上促進了醫學知識的傳播與普及。在治疫過程中,許多有識之士通過報紙發表文章,介紹鼠疫的病理常識及預防方法,B提出盡快建立全國公共衛生行政體系的觀點,建議政府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防疫宣傳與防疫教育。C這是對大疫襲來之時民眾缺乏防疫知識,毫無防護經驗,從而帶來次生災難的教訓總結。眾多醫學專業人士借助《中華醫學

A 《督院瑞準民政部咨會奏擬訂防疫章程一折札行交涉司巡警道文》,《湖北官報》1911 年第 97 期,第 78 頁。

B  丁福保:《鼠疫一夕談》,《中西醫學報》1910 年第 8 期,第 114 頁。

C 《防疫之善后》,《盛京時報》1911 3 24 日,第 2 版。

雜志》《中西醫學報》等報紙雜志,發表關于鼠疫及其他瘟疫傳播原理、預防方法的文章。還有眾多提倡個人衛生、關注公共醫療事業的文章。認為發展中國的醫學教育“誠為我國亟不容緩之圖”,從醫學教育入手普及防疫知識,“庶能有益于世,可與歐西相形不致見絀”。A防疫知識的傳播確為普及民眾醫學常識,形成防疫共識的重要一環。

經此大疫,倒逼民眾提升公共衛生以及個人衛生意識,尤以北方為著。防疫期間,由政府倡導及強制執行的禁止隨地吐痰,禁止亂倒垃圾,定期進行住屋周邊及室內衛生清掃等公共及個人衛生運動,有效強化了民眾的衛生習慣。特別是在治疫過程中采用的火葬方式,疫后得以在中國北方推廣,不僅改良了舊式喪葬習俗,更開全國風氣之先。

人類文明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應對各種災難過程中累積起來的。在抗擊庚戌鼠疫這一災難的過程中,中國通過吸收國際先進文明成果,固化防疫治疫經驗,初步建立起具有近代化特征的衛生防疫體系。這是中國在付出巨大犧牲后,藉由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取得的進步成果。當然,受時代和科學技術條件所限,進步的成果也是有限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環境中,人民群眾的力量不可能被有效調動,國家防疫治理的能力及水平存在很大局限。從提升國家防疫治理能力的視角審視庚戌鼠疫的應對,其經驗抑或教訓都具有顯著的啟示作用,值得進一步探討。

A  伍連德:《論中國急宜謀進醫學教育》,《中西醫學報》1915 年第 期,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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