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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研究清代幕府的新著——讀《乾嘉四大幕府研究》
作者:陳居淵 責編:

來源:中華文史網  發布時間:2018-08-15  點擊量: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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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乾嘉四大幕府研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的一種,是林存陽的新著。


有關清代幕府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此后相關的論著不斷涌現,成果可謂豐碩,研究領域也逐漸拓展,呈現多種樣式,成為清代學術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翼。不過,就清代幕府研究總體而言,重復性選題較為普遍,概略性與個案性的研究,已經成為常態。其中探討清代幕府的特點、類型、發展、演變以及幕府中的刑名、錢糧、文案等配合政府正常運轉的作用比較多,而揭示清代幕府學術走向及其引領一代學術貢獻的則相對較少。其實,清代幕府雖然帶有鮮明的地方政治化傾向,但是它同樣也是一個時代文化與學術走向的風向標。清代幕府的幕主,往往具有官僚兼學者的雙重身份,他們不僅身居政府要職,而且積極推動和弘揚傳統文化,而與幕友的關系,或為師友,或為門生。而這些師友或門生在未入幕之前,也都積極從事傳統文化的研究工作,他們都是某一地區學人圈子中的精英。如盧見曾幕府中的惠棟與戴震,前者是蘇州地區學人圈的核心學者,后者是徽州地區學人圈的主要代表人物。由于這些學術精英為了個人的學術理念,彰顯自我價值,每每游走于不同的幕府。如戴震既是盧見曾幕府的幕友,又是朱筠幕府的幕友。章學誠既是朱筠幕府的幕友,也是畢沅幕府的幕友。孫星衍、凌廷堪既是畢沅的幕友,也是阮元的幕友。因此,在清代乾嘉之際,幕府與幕府、幕友與幕友之間正處于一種群體流動、橫向與縱向的學術對話狀態。這種學術對話,客觀上直接推動了幕主學術理念的形成以及由幕主主持下的各項學術活動,從而呈現出一幅豐富多彩的幕府學術文化圖景。因此,幕主的學術理念與路向是怎樣形成的? 如何從事學術的撰述工作? 又如何完成哪些綜合性與大型的學術工程? 又給清代學術研究帶來怎樣的啟示? 顯然,從這樣的一些問題意識出發,深化清代幕府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探索、拓展空間。然而要在繁富雜陳的 90    中國史研究動態    2017年第1期眾多幕府中,清理出具有代表性幕府的學術形態,實非易事。林存陽的《乾嘉四大幕府研究》,可以說對此作了可貴的嘗試,在一定程度上夯實了清代幕府以及清代學術史研究中的這一空白,堪稱視角獨特,思路新穎,在研究成果較為密集的學術領域,取得了關鍵性的突破。粗讀此書,我覺得該書有以下幾方面的特色。


一、 重塑典型、統之有綜。作者沒有籠統地談論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術文化問題,而是尊重歷史事實,選取了以乾隆初葉至道光初葉近百年間盧見曾、朱筠、畢沅、阮元四個具有典型性、關聯性的幕府,以幕主的學術宗向、學術活動、學術成就為主線,就四大幕府之間的學術演進做了系統、全面的梳理、剖析和揭示。不僅分析研究了四大幕府的學術取向與學術活動,也注意到了四大幕府之間學術取向的不同面相。如作者認為盧見曾幕府的學術宗尚是“通經當以近古者為信”,朱筠幕府的治經路徑及實踐是“識字以通經”,畢沅幕府是“經史之學的推進”,阮元幕府是“經學的興盛”。這樣既肯定了四個幕府不同的學術品格,又揭示了四個幕府共同的學術追求,描繪出乾隆至道光朝前期的一幅漢學研究的真實圖景,從而避免了學術界長期以來研究清代幕府的一元學術觀,即以某一幕府的學術取向指認為整個清代幕府的共同學術取向,將清代幕府研究單面化、凝固化,忽略了清代幕府興起的多維性,長期共存的歷史事實,忽略了清代幕府學術取向的多元化,相輔相成、互補發展的歷史事實。作者勇于破除歷史陳見,縱橫多維度地展示了四大幕府學術取向的多元性。如上述作者為四大幕府所擬定的四種學術品格,粗略地看,則四者似乎并沒有根本性的區別,都是在復歸傳統經學的旗幟下張揚漢學。但是如果仔細推敲,卻熔鑄了作者的深意。首先,盧見曾幕府點燃漢學的萌生,朱筠幕府倡導經義古學,畢沅幕府專注經史之學,阮元全面落實漢學,通過四大幕府這種漸進的學術嬗變,即闡明了四大幕府學術研究的同一性,互相認同,又彰顯了乾嘉學術演變的歷史過程。換言之,作者揭示了清代漢學的興起,事實上緣于乾嘉四大幕府的學術活動,這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目前有關乾嘉學術源流較為流行的幾種說法,頗具新意。


其次,在作者看來,四大幕府中都有校書刻書的祈向。如盧見曾幕府刊刻的《雅雨堂藏書》,朱筠幕府的提倡開館校書,畢沅幕府刊刻的《經訓堂叢書》,阮元幕府領銜主編的《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等。雖然這種學術活動的祈向隱含著刻意迎合朝廷提倡文治的動機,如順治朝開設明史館、康熙朝下詔儒臣纂注群經,復開《圖書集成》館,乾隆朝開設《四庫全書》館等,但是客觀上也可視四大幕府為探索古今學術流變所作出的一種努力,代表了官方學者對清代前中期學術的總結。而這些官方學者的相關撰述,常常被指斥為獻媚朝廷,粉飾盛世,因此每每為研究者所忽視、摒棄。而作者卻認為: “這四大幕府實為一有機、完整、典型的現象鏈。這一現象鏈,不僅體現了清初‘以經學濟理學之窮’學術取向在乾嘉時期的展開和提升,而且彰顯出乾嘉學派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的演進路向”,這種深化對乾嘉四大幕府學    一部研究清代幕府的新著———讀《乾嘉四大幕府研究》    91術的追尋,事實上是為我們當今解讀清代學術史,提供了一種新的視域,有利于對清代學術史的重新認識與評估。


二、 表里一貫,論證嚴謹。作者在資料的收集與鑒別上用力甚勤,縱向從清初至晚清,橫向從經、史、子、集到現代與域外,大凡對有涉及四大幕府的學術思考與活動的材料盡可能網羅。再加上作者的細心鑒別酌取,從中總結出四大幕府之所以在清代幕府中具有典型性,其理由有四: 一是四位幕府主不僅個人具有很高的學術造詣,而且也都具有積極倡導與熱衷扶持學術的意向。二是四大幕主的學術取向基本一致,從而構成了乾嘉以證經考史為主體的新學術形態。三是四大幕府不僅規模宏大,幕友眾多,而且學術成果超越前代。四是四大幕府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一個遞相展開,相輔相成的學術整體。由此四點,作者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乾嘉學術的崛起、發展、興盛和趨于衰微的全過程。這樣的一種觀察,雖然還不足以證明乾嘉學術的整體發展概貌,但是也符合乾嘉時期學術發展過程中的實際情況,表里一貫,顯得非常充實,倍增人們追溯乾嘉學術如何形成的探究興趣。


然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在運用這些學術資料時所進行的學術思考。換言之,作者并沒有滯留在簡單地將整理出來的學術資料加以輔陳的層面,而是在不同的學術研究特色中,深入思考四大幕府中的學術內在聯系,思考學術取向的轉折、衍化。作者基本上是循著乾嘉學人的學術軌跡,具體分析了四大幕主的學術異同,并且在此基礎上精心構建乾嘉學術的理論體系。這既是一個思考提煉的過程,又是一個嚴謹的論證過程,其間亮點多多。如作者在畢沅幕府一章中,用了較多的筆墨,對其創擬編撰《史籍考》一書的來龍去脈以及“盜賣畢公《史考》”的學術風波,都作了詳實的考訂,引用資料宏富,其間環環緊扣,條理分明,讀來令人信服。不僅豐滿了自胡適、姚名達乃至現代學者對《史籍考》學術公案的種種閱讀,而且揭示了乾嘉四大幕府的學術研究并非專意經學,而是證經考史為其學術特色,也成為四大幕府既定的學術方向。誠如作者所說的“畢沅學術取向的確立,以及在幕友們佐助下所取得的成就,對當時經史考證主流地位的確立,無疑產生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又如阮元幕府,作者通過阮元???、刊刻《十三經注疏》,主持編撰《十三經注疏??庇洝?、宋本《十三經注疏》及《經籍纂詁》、《經郛》、《皇清經解》等一系列學術活動的展開,認為這不僅繼承了前三大幕府的學術理念與學術活動,而且為道咸以后學術的延續和集大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是有歷史根據的。阮元雖然為漢學中人,而且個人傾心漢代經學的學術態度也非常明顯,但是他與其他專治許、鄭之學的漢學家不同,對宋學、今文經學并不一味排斥,而是持有較為開放、包容的學術心態。對此,作者的反思與評說也切中肯綮。


三、 意在拓新,不落舊套。首先,作者對清代幕府展開了極有學術含量的大膽探索,嘗試建立了一個以時間段幕府的學術體系,其本身便是一種開創性的工作,為清代幕府研究增添了新篇章與新途徑。其次,作者在四大幕府學術體系的構建上,既沒92    中國史研究動態    2017年第1期有借用西方學術理論體系的模式,也沒有套用清人的舊說,而是堅持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廣泛采獲國內外有關清代幕府研究的最新成果,對乾嘉四大幕府進行了獨立思考。在作者看來,乾嘉四大幕府的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其學術性及文化功能,尤其是對經史之學的張揚和對新經學的塑造,既體現了對傳統知識的傳承,又體現了對文化統緒的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消彌了以往認為清代幕府不過是幕友陪同長官 (幕主)談經論史、盱衡時局,徘徊于問政與治學之間的負面影響,更增強了對四大幕府的歷史認同感。這顯然是目前有關清代幕府研究中提出的一種新的觀點,值得重視。


值得稱道的還有該書所附的四個附錄。其中《乾嘉四大幕府幕主簡表》、《乾嘉四大幕府幕客簡表》,分別就幕主的生卒、仕宦簡歷、為學師從、為學宗尚、學術成就與主要幕客,以及幕客的字號、籍貫、生卒、家境、功名、游幕經歷、幕中活動等,進行了勾勒,并附有參考文獻。給人以清晰的圖示,一目了然。又附有《乾嘉四大幕府學術編年》,時限從康熙二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九年一百余年間四大幕府的學術的真實趨向,記錄了各幕府的主要學術事件、學術活動,與上述圖表共同組成乾嘉四大幕府學術的動態畫面與豐富內涵,體現了作者科學的治學態度和富有理論勇氣的拓新。


當然,該書雖然有以上一些值得稱道的優點,但是難免有不盡完善的方面。如作為幕府的學術研究,單就四大幕主的學術作深入研究,顯然是不全面的。那是因為進入幕府中的那些幕友,往往是當時較為著名的學術精英,或者是出幕后成為著名學者的學人,他們的學術理念與經學造詣,他們之間的學術對話和切磋學問,既為幕府的學術研究提供了不竭的流動資源,又對幕主的一些學術理念與學術活動施以較大的影響。如盧見曾的崇尚漢學,顯然是深受幕友惠棟治經尊漢的啟迪; 朱筠的開設《四庫》之議,事實上是由幕友邵晉涵、章學誠兩人操盤; 畢沅主持《史籍考》的纂輯,其中關鍵人物便是幕友章學誠的再三致意; 阮元刊刻《十三經注疏??洝?,即來自其幕友臧庸的呼吁,可以說乾嘉四大幕府的學術取向取決于幕友的學術取向。而幕友的這種學術取向在該書中著墨不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該書的穿透力、融通力。又如四大幕府是并時性的,處于同一個學術價值坐標系統之內,具有開放性和流動性,幕府內部或幕府之間積極地從事學術交流與傳播,及時地反饋和傳遞學術信息,從而形成幕府之間的學術互動格局,否則便是封閉式的,沒有學術生命力的,充其量是一種學術官衙,這也是該書中的應有之義,而作者對此的敘述過于簡略。再如四大幕府的幕主也都有明顯的學術思想特征,而這些思想特征,也正是四大幕府有別于清代其他幕府的關節點所在,倘若能對此再作一些相互間的比較與提升,或許該書將會更為豐滿。我期待作者能夠進一步地完善和充實這些方面。


(資料來源:本文轉自《中國史研究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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