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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六年熱河六寺獲頒《楞嚴經》述略
作者:柴冰 責編:

來源:中華文史網  發布時間:2021-08-30  點擊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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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經》是一部影響較大、流布較廣、具顯密圓融特色且版本眾多的佛經。清乾隆時譯成的藏、滿、蒙、漢四體合璧本堪稱《楞嚴經》諸版本中最精彩者之一。御制藏、滿、蒙、漢四體《楞嚴經》的翻譯自乾隆十六年(1751)起,至乾隆二十八年時完成。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下稱一史館)藏內務府奏銷檔記載,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多羅貝勒永瑢等奏請頒給熱河等處寺廟藏文、蒙古文《楞嚴經》,這意味著乾隆朝將《楞嚴經》譯制成藏、滿、蒙文后,還有向全國各主要寺廟頒發少數民族語文《楞嚴經》的舉措。


一 相關檔案介紹

一史館所藏乾隆三十六年頒發全國各地寺廟西番字、蒙古字《楞嚴經》的檔案計4件,皆為內務府奏案。檔案彼此關聯,可按事件始末的邏輯順序進行綴合。

“奏報京城、熱河、盛京等處廟宇頒發西番字《楞嚴經》數目事”(檔號:05—0287—055)是管理總管內務府事務多羅貝勒永瑢、工部尚書福隆安奏報向全國各廟宇頒發藏文、蒙古文《楞嚴經》情形的奏折,折中表明“謹將應行得給楞嚴經廟宇處所另繕清單一并恭呈御覽”;“呈為頒發西番字、蒙古字《楞嚴經》數目事”(檔號:05—0287—057)即為初次擬定頒發各廟宇藏、蒙文《楞嚴經》的清單;“奏報京城、熱河、盛京等處廟宇添發西番字、蒙古字《楞嚴經》數目事”(檔號:05—0287—056)為永瑢、福隆安會同阿旺班珠爾呼圖克圖再次擬奏的向全國各寺廟頒發西番字、蒙古字《楞嚴經》的情形,并“另繕清單恭呈御覽”;“呈為添發西番字、蒙古字《楞嚴經》數目事”(檔號:05—0287—058)為再次擬定的頒發各廟宇藏文、蒙古文《楞嚴經》的清單。

此4件檔案皆關涉乾隆三十六年向全國各主要藏傳佛教寺院頒發藏文、蒙古文《楞嚴經》這一事件,內容相關,邏輯相洽。本文即圍繞檔案中所涉熱河諸寺獲頒藏文、蒙古文《楞嚴經》為考察重點,兼涉其他獲頒地域與寺廟,管窺乾隆帝向熱河、盛京、五臺山、京城、內外蒙古、新疆等地寺廟頒發藏文、蒙古文《楞嚴經》的政治文化意義。

二 熱河諸寺獲頒西番字、蒙古字《楞嚴經》情形

如前所述,一史館所藏頒發各廟宇西番字、蒙古字《楞嚴經》檔案為永瑢、福隆安于乾隆三十

① 關于乾隆帝為何要將《楞嚴經》譯成藏、滿、蒙、漢四體合璧本,筆者在《乾隆皇帝〈御制楞嚴經序〉滿、漢文本對勘及研究》一文中已做了詳細分析。簡而言之,緣由如下:1.漢譯的佛典在藏地都可找到相應的文本,《楞嚴經》卻是例外。2.可契合元代佛學大師布思端(清譯補敦,bustonrinchen?。纾颍酰狻。保玻梗啊保常叮矗┐私洝爱斢诤笪灏倌?,仍自中國譯至藏地”之授記。3.乾隆帝自述在忙于政事的閑暇,喜歡用“國語”翻譯經書。4.有追慕皇祖康熙帝、皇父雍正帝翻譯刊行四體文《心經》的用意。5.就《楞嚴經》本身之思想內涵來看,乾隆帝認為它是“能仁直指心性之宗旨”。6.承自順治、康熙、雍正諸位清朝最高統治者關注《楞嚴經》的淵源。柴冰:《乾隆皇帝〈御制楞嚴經序〉滿、漢文本對勘及研究》,《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第88—97頁。

六年五月十一日關于頒發全國各廟宇藏文、蒙古文《楞嚴經》事所上的奏折。先述初擬情況,再接初擬清單,又再擬情況,最后附再擬清單。擬頒各廟宇藏文、蒙古文的具體情況由永瑢、福隆安等會同阿旺班珠爾呼圖克圖一起草擬。以下依據檔案內容分初擬、再擬兩部分來探究熱河諸寺獲頒西番字、蒙古字《楞嚴經》的情形及相關問題。

(一) 初擬

初擬向各寺廟共頒發西番字《楞嚴經》57部、蒙古字《楞嚴經》16部,其余西番字、蒙古字《楞嚴經》127部仍交武英殿貯存。故此前藏文、蒙古文《楞嚴經》共200部應即儲存于武英殿。初擬清單如蒙乾隆帝允準,具體發給各處《楞嚴經》有不同途徑。京城各廟宇交由管理京城喇嘛印務處散給;盛京各寺廟交由內務府,照前例等該處人員來京時帶至;各出爾漢、愛曼等處由理藩院行文,各該處有人員來京時令其帶回。

據初擬清單,關于熱河諸寺獲頒情況如下:1.獲頒《楞嚴經》的各寺廟中,有若干寺廟曾獲頒西番字《藏經》,這些寺廟有:雍和宮、弘仁寺、東黃寺、隆福寺、永慕寺、普寧寺,熱河的普寧寺為其中之一。2.普寧寺、安遠廟、布達拉廟三廟初擬各給西番字《楞嚴經》一部,且擬定頒發清單時布達拉廟還未建成,等告竣時再行發給。3.普善寺、普樂寺、普仁寺,此三廟初擬時共擬給西番字《楞嚴經》一部。

(二) 再擬

乾隆帝御覽初擬向各寺廟頒發西番字、蒙古字《楞嚴經》的清單后,認為所存西番字、蒙古字《楞嚴經》數量尚多,令永瑢、福隆安等人再次擬奏。再擬時對于原定頒給西番字《楞嚴經》一部的各廟,如今給其中“大廟僧徒眾多處”加頒二到三部,共計頒發西番字《楞嚴經》一百部。

再擬清單共計頒發蒙古字《楞嚴經》一百部。包括:新加入的查哈爾八旗每旗各頒4部,計32部;內扎薩克六出爾漢、哈爾哈四愛曼、都爾伯特二愛曼、阿拉善等13處原每處擬頒1部,再擬后根據各處“愛曼之大小”加頒1部至3部不等,計52部。因而,除以上所列查哈爾八旗、內扎薩克六出爾漢、哈爾哈四愛曼、都爾伯特二愛曼、阿拉善等13處———奏報再擬情況時明確列出蒙古文《楞嚴經》歸屬的這21處外,其他地方的寺廟獲頒蒙古文《楞嚴經》計16部。

再擬清單中,熱河諸寺獲頒情況如下表:

表1 乾隆三十六年熱河諸寺獲頒藏文、蒙古文《楞嚴經》情況表

寺 名

原 擬

今 添

今 擬

共 計

普寧寺

西番字《楞嚴經》一部

西番字《楞嚴經》一部、蒙古字《楞嚴經》二部


西番字《楞嚴經》二部、蒙古字《楞嚴經》二部

安遠廟

西番字《楞嚴經》一部

西番字《楞嚴經》一部


西番字《楞嚴經》二部

布達拉廟

西番字《楞嚴經》一部

西番字《楞嚴經》一部


西番字《楞嚴經》二部

普仁寺

西番字《楞嚴經》一部

西番字《楞嚴經》一部


西番字《楞嚴經》二部

普善寺


西番字《楞嚴經》一部

西番字《楞嚴經》一部

普樂寺


西番字《楞嚴經》一部

西番字《楞嚴經》一部

如表1所示,熱河諸寺中有六寺獲頒藏文、蒙古文《楞嚴經》。安遠廟、布達拉廟、普仁寺原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05—0287—055、05—0287—057兩件檔案。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05—0287—056、05—0287—058兩件檔案。

擬各頒給一部藏文《楞嚴經》,再擬時各加頒一部,計各獲頒兩部藏文《楞嚴經》。普善、普樂二寺原與普仁寺合頒給一部藏文《楞嚴經》,再擬時二寺各獲頒一部藏文《楞嚴經》。普寧寺比較特殊,初擬時擬頒予藏文《楞嚴經》一部,再擬時計獲頒藏文《楞嚴經》兩部、蒙古文《楞嚴經》二部,是熱河諸寺中唯一獲頒蒙古文《楞嚴經》的廟宇。

(三)兩次擬頒的相關問題奏折中展現的兩次擬頒情況,反映了幾個問題。

其一,奏折正文里明言再擬時加頒的依據主要是“大廟僧徒眾多”“愛曼之大小”,對照再擬頒發之清單,可發現初擬清單擬頒發西番字《楞嚴經》的熱河寺廟中,普寧寺、安遠廟、布達拉廟、普仁寺、普善寺、普樂寺再擬時均在加頒之列,是否表明此六寺符合“大廟僧徒眾多”之條件呢?實則不然,普樂寺即“向未安設喇嘛”。

其二,結合前文所述,再擬時獲頒蒙古文《楞嚴經》的除查哈爾八旗、內扎薩克六出爾漢、哈爾哈四愛曼、都爾伯特二愛曼、阿拉善等13處共21處蒙古地方外,另有16部頒予別處。見表2。表2?。玻碧幟晒诺胤街猓保恫棵晒盼摹独銍澜洝窔w屬情況

寺廟名

初擬

再擬

共計

雍和宮

加頒1 

妙應寺

1 


牙滿達噶廟

1 


新寺


1 

哈爾哈庫倫廟


1 

伊犁廟


1 

歸化城七廟


7 

普寧寺


2 

表2諸寺中,哈爾哈庫倫廟與歸化城七廟亦屬蒙古地區的寺廟。雍和宮、妙應寺、牙滿達噶廟、新寺地處京城,據檔案記載,在獲頒《楞嚴經》的各寺廟中,擬給蒙古字《續藏經》的唯有雍和宮。雍和宮由雍、乾兩代帝王的“在潛之居”最終改為皇家寺院,改建伊始,所收僧人即來自內扎薩克、哈爾哈等蒙古地區。作為京城地位超然的藏傳佛教寺院,雍和宮本身即具有為清政府培養撫綏蒙藏人才的職能。妙應寺則是檔案里標明曾獲頒蒙古字《藏經》的唯一一家寺廟。牙滿達噶廟被形容為“向習蒙古字經典”。這幾處寺廟與蒙古文經典頗有淵源。新寺今已不存,且史料闕如。目前僅知其又名“三寶寺”,“位于朝陽門外喇嘛寺胡同(現朝外南街三豐里小區一帶)路東,是清代北京著名的藏傳佛教密宗寺院,也是直屬理藩院管理的藏傳佛教寺院之一”。始建時期不詳,至少乾隆二年曾重修過。該寺規模較小,乾隆后期額缺為29缺,似算不上僧徒眾多的大廟。在京城諸多藏傳佛教寺院中再擬時能夠獲頒蒙古文《楞嚴經》,新寺或與蒙古文經典有某種特殊關聯。

如今提到“伊犁廟”,基本都指稱的是承德的安遠廟,其修建緣于準噶爾達什達瓦部歸順清朝,遷居承德后,仿伊犁河畔的固爾札廟所建。然而,基于檔案中明確列出安遠廟,伊犁廟當另有所指。筆者認為伊犁廟當指新疆伊犁普化寺,該寺原名興教寺,為乾隆二十七年統一天山南北后在伊

 石利鋒校點:《熱河園庭現行則例》卷12,《京承文化叢書》,團結出版社2012年版,第397頁。

 陳慶英、李德成編著:《北京藏傳佛教寺院》,甘肅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頁。

犁地區所建,是清中央政府在新疆建造的第一座藏傳佛教寺院,也是清代新疆地區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乾隆二十九年,寺院移至惠遠城東十里處。乾隆三十二年更名為“普化寺”。設立堪布一員住持,由理藩院從京城選派。“乾隆三十六年該寺有厄魯特喇嘛217名,察哈爾喇嘛88人。寺內有內蒙古字經十卷?!?sup>清重新統一新疆后,設伊犁將軍統轄天山南北。普化寺地處伊犁將軍駐地惠遠城,亦可見其位置緊要,且被厄魯特、察哈爾二部奉為伊犁地區的總廟,廟內僧人為蒙古族,藏有蒙古文經卷,可謂與蒙古關聯甚密,獲頒蒙古文《楞嚴經》亦屬自然。

熱河諸寺中普寧寺是唯一獲頒蒙古文《楞嚴經》的寺廟。普寧寺建成時乾隆帝和章嘉國師曾親臨慶祝典禮。該寺從蒙古各旗征集僧人入寺學經,后來,來自準噶爾的僧人也被安置于此??偪安己透髟鷤}的喇嘛選任與雍和宮的規則基本相同。由此也可以想見普寧寺規格之高。清代設總理堪布一名管轄外八廟,該堪布即住在普寧寺東扎倉?!扒∥迨荒?,高宗欽定喇嘛班第:左翼頭班章嘉呼圖克圖,二班敏珠爾呼圖克圖;右翼頭班噶勒丹錫埒呼圖克圖,二班濟嚨呼圖克圖,皆列于雍和宮總堪布、避暑山莊普寧寺總堪布之上。其余駐京之呼圖克圖有洞科爾呼圖克圖、果蟒呼圖克圖、那木喀埒呼圖克圖、鄂薩爾呼圖克圖、阿嘉呼圖克圖、喇果呼圖克圖、貢唐呼圖克圖、土觀呼圖克圖,多倫諾爾有錫庫爾錫埒圖諾顏綽爾濟呼圖克圖,皆出呼畢勒罕入于院冊?!?sup>普寧寺總堪布與雍和宮總堪布一起列于左右翼頭班、二班幾大駐京呼圖克圖之后,亦可見普寧寺的重要地位。實際上,普寧寺是外八廟宗教活動的中心,清代藏傳佛教四大活佛中的章嘉呼圖克圖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每逢來承德避暑山莊覲見皇帝后,到普寧寺為喇嘛講經”。此外建于乾隆二十五年的普佑寺,為普寧寺的附屬建筑,系經學院,起初是專門為普寧寺喇嘛學習而修建的扎倉,后來擴展到囊括了外八廟所有的喇嘛,內設顯宗、密宗、歷算、醫藥四大扎倉。故熱河諸寺中僅普寧寺獲頒蒙古文《楞嚴經》,既是考慮到普寧寺本身的僧人來自蒙古各地,更是由于普寧寺在熱河諸寺中的中心地位,其附屬寺廟普佑寺為諸寺喇嘛學經之所。頒予普寧寺蒙古文《楞嚴經》,亦有輻射各廟之效。

其三,熱河諸寺、五臺山諸寺獲頒的藏文、蒙古文《楞嚴經》如何發給,奏折中皆未明言。但基于普善寺、布達拉廟等在京城均有下處,為熱河本寺之下院,熱河各寺喇嘛來京時于此辦事、住宿,五門廟在清代為五臺山下院,是五臺山喇嘛來京時居住之所。故熱河、五臺山的幾座寺廟極有可能是通過在京城的下院將獲頒的藏文、蒙古文《楞嚴經》領回。

三 獲頒之緣由探析

清代熱河與北京、五臺山并為內地三大藏傳佛教中心。就乾隆朝來看,乾隆帝自乾隆十六年起,每年有四五個月住在承德,熱河亦可謂彼時第二大政治中心。此外,清代熱河地區“‘北壓蒙古,右引回回,左通遼沈,南制天下’,地理位置極為重要,是與內地鄰近并通向東北、西北、北部邊疆的咽喉之地。該地區蒙漢雜居,形勢復雜,具有極為重要的軍事戰略意義”。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四十五年在承德圍繞避暑山莊陸續修建有12座藏傳佛教寺廟,分別為普仁寺、普善寺、普寧寺、安遠廟、普陀宗乘之廟(即布達拉廟)、殊像寺、須彌福壽之廟、廣緣寺、普樂

 尕藏加:《清代藏傳佛教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17—318頁。

 《伊江匯覽·壇廟》,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清代新疆稀見史料匯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年版,第24—25頁。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頁。

 釋妙舟:《蒙藏佛教史》,廣陵書社2009年版,第220頁。

 楊時英:《佛教勝地———承德外八廟》,《承德文史文庫》第2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頁。

 王曉輝:《清代熱河駐防八旗派遣與滿蒙關系探析》,《滿族研究》2015年第3期,第67—71頁。

寺、普佑寺、羅漢堂。熱河諸寺中由于普佑寺是普寧寺的附屬廟,普樂寺、廣安寺和羅漢堂三座寺廟平常不駐喇嘛,剩下的八座才是正式有僧人常住的寺廟,統一隸屬理藩院管理。此八廟即俗稱的“外八廟”。

熱河在乾隆朝獲頒藏文或蒙古文《楞嚴經》的共有六座寺廟———普寧寺、安遠廟、布達拉廟、普仁寺、普善寺、普樂寺,這六座寺廟與清代隸屬理藩院統轄的外八廟并不對應。外八廟有五座寺廟獲頒,而不屬理藩院直接統轄的普樂寺也躋身獲頒之列。在熱河眾多寺廟中為何選定這六座寺廟,筆者謹試作探討。

首先,這六座寺廟所處的熱河地區本身在清代具有宗教、政治、軍事等層面的重要價值,頗為緊要。其次,熱河諸寺的修建緣由、建筑風格與寺廟用途皆與少數民族有關,各寺的取名亦頗具匠心,比如普寧寺,取“蓋自是而雪山蔥嶺,以逮西海,恒河沙數,臣庶咸欲安其居,樂其業,永永普寧”之意。外八廟和避暑山莊可謂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與發展的歷史見證。

表3 熱河諸寺簡況


寺廟名

修建時間

修建緣由

普仁寺

康熙五十二年

蒙古王公120余人敬獻20余萬兩白銀為康熙帝六十誕辰祝壽,其中10萬兩修建了普仁寺,剩余的白銀修建了普善寺,方便蒙古部族覲見禮拜。

普善寺

康熙五十二年

普寧寺

乾隆二十年,乾隆二十四年竣工

紀念平定準格爾,便于厄魯特四部上層到承德朝覲。

普佑寺

乾隆二十五年

逢乾隆帝和太后壽辰,且平定西北叛亂,建寺以慶賀。

安遠廟

乾隆二十九年

供遷居承德的準噶爾人和來承德的少數民族上層禮拜。

普樂寺

乾隆三十一年

供來承德朝覲的哈薩克、布魯特等族上層瞻仰。

普陀宗乘之廟

乾隆三十二年,乾隆三十六年竣工

平定準噶爾叛亂之后,蒙古、維吾爾等族上層人物來承德慶祝乾隆帝六十大壽及太后八十大壽。

廣安寺

乾隆三十七年

蒙藏王公貴族朝覲。

殊像寺

乾隆三十九年

滿族喇嘛寺廟,專習清字經文。

羅漢堂

乾隆三十九年

蒙藏王公貴族朝覲。

須彌福壽之廟

乾隆四十五年

六世班禪為乾隆帝祝賀七十大壽朝覲時在承德的居所。

廣緣寺

乾隆四十五年

普寧寺堪布擦魯克喇嘛出資建立。

“組織譯刻佛教經典,頒發各主要寺廟供奉,便是籠絡宗教勢力、維護國家民族統一的重要舉措?!?sup>藏、滿、蒙、漢四體合璧《楞嚴經》的譯制,及乾隆三十六年向全國各廟宇頒發藏文、蒙古文《楞嚴經》即具有這樣的性質和意義。

再次,從表3可以看出,廣安寺、殊像寺、羅漢堂、須彌福壽之廟和廣緣寺這五座寺廟均建成于乾隆三十六年擬向全國各主要藏傳佛教寺廟頒發藏文、蒙古文《楞嚴經》之后,所以盡管須彌福壽之廟與殊像寺此后頗受清廷重視,亦不在獲頒之列。而普陀宗乘之廟雖建成時間略晚于擬頒之日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一日,但于乾隆三十二年已開建,擬頒清單中永瑢、福隆安、阿旺班珠爾

 陳慶英,李德成編著:《北京藏傳佛教寺院》,第220頁。

 乾隆二十年歲次已亥冬十月吉旦御筆《普寧寺碑文》,見齊敬之注譯《外八廟碑文注譯》,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頁。

 齊秀梅,楊玉良等:《清宮藏書》,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5頁。

呼圖克圖將其納入頒發之列,也是唯一一座明言待其建成發給的寺廟??梢娖胀幼诔酥畯R被重視程度。除普佑寺附屬于普寧寺,其他擬頒時熱河已建成的幾座寺廟普寧寺、安遠廟、普仁寺、普善寺、普樂寺均在頒發之列。即便初擬時普善寺、普樂寺與普仁寺合頒一部,亦皆在名單之上。至于普樂寺“向未安設喇嘛”,不符合奏折中提出的加頒原則,卻在再擬時獲頒藏文《楞嚴經》一部,應當是緣于普樂寺雖沒有喇嘛,但“各廟要輪番去念經”之故,比如“每月初十、十五日安遠廟去四至五名喇嘛到普樂寺念經”。

四 余論

乾隆朝御制和官方頒發的舉措使《楞嚴經》流布愈廣,在翻譯史、文化交流史、民族史、佛教史上都是很有影響的事件。乾隆三十六年頒給全國各主要寺廟藏、蒙文《楞嚴經》的舉措,呈現出多語言文字、多民族成分等特點,也彰顯出乾隆朝民族文化融合與交流的廣度與深度。

(一) 從語言文字來看

1.頒發的《楞嚴經》這一經典在乾隆帝主導下被譯制完成藏、滿、蒙、漢四體合璧本,也有藏、滿、蒙、漢四種文字各自的單行本。2.獲頒寺廟多有藏、滿、蒙、漢諸文字的寺名、匾額、碑刻等,其中不乏三體、四體合璧者。

(二) 從民族成分來看

1.獲頒寺廟在清代被興建的緣起,除信仰因素外,往往牽涉到兼顧蒙、藏、滿、哈薩克等少數民族感情,以興黃教來鞏固統治的目的。2.獲頒寺廟雖具體建筑形制與樣式、風格、細部裝飾等各有面目,但大多融合了漢、藏、蒙等多民族建筑元素。3.乾隆朝《楞嚴經》的譯制及頒發,本身融入了漢、藏、滿、蒙、土等各族人士的智慧與技藝。從決策、主持、施行等各個環節涉及了相當多的人員,上至皇帝,下至工匠??梢哉f,有大量漢、滿、蒙、藏、土等民族的人員傾注了心血和辛勞而完成此優異的作品,并使之成為加強各民族精神文化聯系的紐帶。

《楞嚴經》的翻譯及流傳密切了各民族間語言文字、技術工藝、義理解讀等方面的交融和碰撞,呈現了不同民族間的文化交流,特別是在佛教文化方面。而乾隆帝推動這一佛教經典的多語種化,并以官方頒發的形式使《楞嚴經》供奉和研習于熱河等處各主要寺廟,彰顯出清朝統治者撫綏藏、蒙等信奉藏傳佛教的各少數民族的良苦用心,其目的還在于籠絡民族宗教勢力,維護和鞏固國家統一與祥和。

【項目說明】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乾隆皇帝御制藏、滿、蒙、漢四體合璧《首楞嚴經》第九、十卷對勘與研究”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5CZJ022;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同文之治:清代多語種文獻譯傳的政治文化意義探究———以《楞嚴經》的譯制與頒發為中心”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20M680961。


① 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承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外八廟》,1992年版,第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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