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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云田著《清代理藩制度研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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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華文史網  發布時間:2021-07-20  點擊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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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云田研究員新著《清代理藩制度研究》,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年學者文庫的一種,已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2021年6月出版,全書62萬4千字。


前 言


首先向讀者朋友們報告本書稿的寫作緣起。


2003年,我發表了《清代的理藩制度》一文,約17000余字,包括中央設立理藩機構,地方置將軍、都統、大臣,編纂則例和律例,有關撫綏藩部少數民族上層的措施,清代理藩制度的歷史作用五方面內容。2004年,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先生委托我負責清史工程中的“藩部封爵世表”的編寫,三年內完成。在編寫“藩部封爵世表”過程中,我對清代理藩制度有了進一步的理解,認識到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一篇文章很難說清楚。于是,我加強了對清代理藩制度的進一步研究。


2005年春天,我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搜集資料的時候,向臺灣的清史研究者報告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2006年,我點校的《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理藩院》兩書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2007年3月—4月,在超星數字圖書館視頻講座中,


我用126集講解了清代的理藩制度。


后來,在一次師友的聚會上,有朋友問為什么不把“清代的理藩制度”整理出版?我回答說“已經退休了”。一位老師告誡說:“退休了,仍然可以繼續研究?!庇纱宋沂艿搅藛l和鼓勵。是啊,出版清代理藩制度研究的專著,第一可以填補清史研究的空白,可以對近年來在美國興起的“新清史”學派的某些謬說給以正面的回應,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第二從經世致用的角度考慮,也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我們加強邊疆民族地區各方面建設,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形形色色的分裂勢力,都能提供歷史的借鑒;第三我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有了一些學術積累。于是,2016年3月,我提交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離退休人員科研項目申請書,決心寫出《清代理藩制度研究》一書。結果申請成功,獲得了院里老干局的研究資助。從2016年春—2018年秋,經過兩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書稿的寫作,現在,終于呈現在讀者朋友們面前。


這部書稿在體例安排上,借鑒了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在每一章中都包括主要資料、研究現狀以及作者對這一問題的基本見解。所以這樣安排,不僅考慮到這部書稿是寫給專業同仁看的,而且也是寫給喜歡這一專題的廣大讀者看的,使他們能夠在短時間內了解相關問題的全貌,進而深化對這些問題的認識。


本書稿力圖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為指導,以檔案等資料為基礎,構建清代理藩制度的體系,并進行詳細闡述。書稿分成十二章,每一章的主要內容及創新見解如下。


第一章清代藩部的形成。清廷提出“藩”的概念,是在崇德三年(1638)改蒙古衙門為理藩院?!胺钡暮x,最初只是“屏藩”的意思,是對于清廷所屬地域的屏護。崇德元年(1636),實行盟旗制度和新的爵位封號后,內蒙古成為清朝的藩部??滴跞辏?691),通過多倫會盟,實行盟旗制度和新的爵位封號,外蒙古成為清朝藩部??滴跄┠?,清廷對青海蒙古封爵;雍正三年(1725),平定羅卜蔵丹津叛亂,青海蒙古實行盟旗制度后,成為清朝的藩部??滴趿辏?721),通過冊封藏傳佛教領袖人物,封授西藏上層人士各種爵位,派遣大臣以及駐軍掌控西藏政局,西藏成為清朝藩部。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順乎形勢,反對分裂,平息叛亂,進行統一戰爭并取得勝利,通過分封爵位,實行盟旗制度,漠西蒙古成為清朝藩部。清廷平定大小和卓叛亂后,乾隆二十六年(1761),理藩院設立徠遠司,專管回部事務,西域回部成為清朝藩部。清代藩部具有戰略地位重要、關乎國家穩定、歷史上曾是中國一部分、在經濟和文化方面與中原內地聯系密切、形成的過程也是清代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和鞏固的過程等特點。


第二章清代的理藩機構。崇德元年設立蒙古衙門,《清史稿》中有明確記載,并且符合滿蒙關系發展的歷史趨勢?!肚逄趯嶄洝诽炻敯四晡逶隆安豢蔁o蒙古衙門官員”的記述,近似于孤證,令人置疑。崇德三年六月更定蒙古衙門為理藩院。理藩院經歷了崇德和順治(1638—1661)的初創、康熙和乾?。?662—1795)的發展和完善、嘉慶至宣統(1796—1911)的變革三個階段。完備階段的理藩院包括中樞機構、直屬機構、附屬機構和派出機構。理藩院具體職能有參與議政,參與軍事,審理刑事訴訟案件,管理藏傳佛教,賑濟災荒,辦理滿蒙聯姻,管理會盟、驛站,稽查蒙古地區戶丁,管理少數民族王公朝覲、貢物、封爵、俸祿,管理各旗疆界、調解各部糾紛,管理回部、西藏、四川土司、索倫等事務,兼管西、北陸路上和清朝相鄰國家的外交。理藩院機構的組織特點是以滿族貴族為主、蒙古王公為輔的滿蒙聯合體制,絕對的中央集權,體系嚴整,設有對俄交涉機構,在清廷中地位重要。


第三章藩部的軍府制度。內蒙古:乾隆二年(1737)設綏遠城將軍,三年設熱河副都統(嘉慶十五年改為都統),八年設呼倫貝爾副都統,二十六年設察哈爾都統。外蒙古:雍正十一年(1733)設定邊左副將軍(乾隆三十二年成為軍府),乾隆二十三年(1758)設庫倫蒙古大臣,二十七年(1762)設庫倫滿洲大臣(嘉慶朝初年成為定制),三十二年(1767)設科布多參贊大臣,光緒三十年(1904)設阿爾泰辦事大臣??柨Ω睂④娭皇峭饷晒琶似旖M織中的建置。青海:雍正三年(1725)設西寧辦事大臣。西藏:雍正四年(1726)清廷決定設立西藏大臣,五年(1727)正式實行。新疆:乾隆二十七年設伊犁將軍,下屬有烏魯木齊都統,塔爾巴哈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等。藩部軍府制度特點是,在設立原因上,都和軍事有關;在選擇地址上,都是戰略要地;在內部組織系統上,都非常嚴密;在時間上,大都設在雍正、乾隆年間;在作用上,都是當地最高軍政管理機構。


第四章藩部的典章和刑罰制度?!洞笄鍟洹芬幎ㄍ夥晒旁V訟審理機構和程序分為三級,刑罰類別從4項增加到10項?!独矸簞t例》是清廷統治藩部的根本大法,刑罰包括21個類別。嘉慶朝《蒙古律例》有12卷209條,與《大清會典》和《理藩院則例》資料來源相同?!段鲗幥嗪7某衫?8條,成書于雍正十一年(1733)?!痘亟畡t例》8卷134條,成書于嘉慶二十年(1805),所記刑罰多為類別性,很少具體條文?!恫貎壬坪笳鲁獭酚浭隽诉_賴喇嘛和駐藏大臣掌控西藏司法權。藩部的典章和刑罰在實施過程中,和當地的民族習慣法相互補充?!洞笄迓伞返囊恍l款也適用于藩部,反映了清朝多民族統一國家法制的統一,各民族融合的進程,以及中華法系的豐富內涵。


第五章藩部的社會制度。盟旗制度源于努爾哈赤時期創建的八旗制度,以及蒙古族原有的鄂托克、愛馬克社會組織。該制度既是清代蒙古族的社會組織形式,也是封建等級制度,實質上是封建牧奴制度的表現形式。從社會形態看,清廷在新疆維吾爾族實行的伯克制度,其實質是封建農奴制度,是封建領主在其領地上建立起來的剝削奴役農奴的經濟制度。政教合一制度是把宗教權和政權合而為一的政治制度,是宗教領袖同時兼任政權領袖的特殊的政體。乾隆十六年(1751)清廷在西藏實行政教合一制度,不僅是行政權的管理方式,而且是西藏農奴制的反映。


第六章藩部的封爵制度。崇德元年,清廷始在內蒙古實施封爵制度。清代藩部封爵318個,初封和襲爵人數共2674人,表現出連續性、特殊性、寬容性、離析性、區域性等特點。該制度除六等爵位外,還有冊誥、譜系、俸祿、儀制等方面給與藩部王公政治和經濟的待遇。藩部封爵制度中的晉爵、停爵、降爵、削爵,反映了藩部王公對清廷各項制度執行情況,以及清廷在執行藩部封爵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原則性、務實性和靈活性?!肚迨犯濉贰胺渴老当怼痹谝u爵、削爵、卒年等方面,存在208處錯誤。


第七章藩部的朝覲制度。朝覲制度亦稱“年班”和“圍班”制度。年班即清廷規定藩部上層人士每逢年節來京、朝見皇帝、瞻仰圣顏。圍班即木蘭行圍,它是清初帝王北巡的產物,也和清廷發揚肆武習勞的傳統習俗關系極大。年班和圍班的顯著特點是變化性。朝儀指藩部王公對皇帝的禮儀,班次指藩部王公進京朝覲時的分班次序。朝儀既是樹立皇帝威權的手段,也是用儒家倫理影響藩部王公的措施,可借以加強對藩部的統治。貢物反映了藩部王公和藏傳佛教領袖人物對清廷的忠誠度。年班進貢以及清廷的賞賜,實質上是藩部和內地的經濟交流。


第八章藩部的驛站和卡倫制度。藩部的驛站和卡倫多在平定準噶爾貴族內亂和處理復雜的國際事務中逐漸設置,其管理及內部設施有如下特點:實行理藩院和兵部雙重管理體制;采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原則;臨時性和變化性;駐守人員由不同民族的官兵組成;各民族的基層民眾做出了巨大犧牲。清代藩部驛站和卡倫實質上是清廷軍事系統的組成部分,軍民結合、軍民共用。清廷對藩部驛站和卡倫人員懲罰多于獎勵,這既與清廷的認識有關,更是清廷政權性質決定的。


第九章藏傳佛教制度。藏傳佛教制度的實質是:興黃教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胡圖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金瓶掣簽制度實行過程中的不徹底性,反映了清廷在特定情況下對藏傳佛教勢力的妥協,一些地方僧俗界首領人物并不認真執行,進入近代清廷內憂外患日益嚴重,社會秩序越來越不穩定?;罘饍苑夂颓逋⒔y治西藏的大局密切相連,也和清廷抑制達賴喇嘛的權勢有關。清廷嚴厲鎮壓參與叛亂的藏傳佛教寺廟和喇嘛,是這些寺廟和喇嘛的行動影響了清廷的統治地位,破壞了社會秩序,也違背了藏傳佛教的宗旨。清廷關于喇嘛的禁令,是為了維護蒙藏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定,也是為了保護蒙古社會的生產力,保證蒙古有足夠的兵員供清廷調遣。


第十章備指額駙制度。滿族貴族從外藩蒙古選擇額駙有兩個特點:一是和政治形勢密切相關;二是始終以內蒙古科爾沁等部為重點。備指額駙制度在清初就已實行,是清廷從外藩蒙古選擇額駙的主要制度。認為這一制度產生于乾隆二年、嘉慶二十二年、道光六年都是誤判。該制度在道光六年的《理藩院則例》和光緒朝編纂的《大清會典事例》中才有記載,與清廷選擇外藩蒙古額駙日益減少有關,是清廷采取反制措施的凸顯。額駙待遇的規定最早在順治年間,最晚在嘉慶年間,康雍乾三朝規定較多。這從一個側面證明備指額駙制度在清初已經產生,經歷了長時間的完善過程,在康乾盛世階段趨于完備。


第十一章清末藩部新政改革。藩部政治改革:在內蒙古設3道2府10廳13縣,改設1府2州,由原來的盟旗制改變為盟旗制和州縣制并存;調整行政體制和整肅吏治,清廷加強了對西藏的統治;新疆增設行政建置,整肅吏治,但諮議局等徒有形式。藩部經濟改革:在內蒙古移民實邊和發展實業;在川邊和西藏鼓勵墾荒,發展農牧工礦和交通郵電業;在新疆廣開利源,農蠶林牧漁全面經營,開礦藏,辦局廠(場),成立公司,發展商業和通訊業。藩部軍事改革:在蒙古籌練新軍和加強邊防;在西藏訓練新軍、加強兵備和開辦巡警;在新疆編練新軍和實行警政。藩部文化改革,表現為興辦學堂、創辦報紙、選派留學生和創辦衛生局等。


第十二章清代理藩制度的歷史作用和局限。歷史作用:一是開拓了清代大一統的新局面。清代諸帝對大一統的體念,到康乾盛世已趨于成熟,在實踐上,對于危害國家的種種分裂行徑,堅決采取軍事手段給以粉碎。二是促進了藩部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在經濟方面:畜牧業保護牧場;農業上允許漢族百姓移往藩部適于農耕的地區,開展屯田;商業方面允許藩部王公來內地貿易,內地人到藩部貿易;手工業方面漢族工匠來到藩部,促進了藩部手工業的發展。理藩院的一些具體活動,以及藩部將軍、都統、大臣的施政,驛站的設置,清末新政改革,也都不同程度地促進了藩部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三是促進了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和。經濟交流的后果,一是許多蒙古人棄牧就農;二是大批內地商人到藩部貿易,藩部商業城鎮隨之興起。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文化交流,各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促進了各民族的文化發展。漢族和蒙古族,滿族和蒙古族以及其他民族的融合,使各民族結成了相互依存、不可分離的密切關系。四是有利于穩定社會局勢,維護國家統一和抵御外來勢力的侵略。歷史局限:一是階級性。清代理藩制度的階級本質是維護清廷和藩部王公貴族的利益,維護他們對底層勞苦大眾的剝削和壓迫。二是局限性。主要體現在排斥漢族官員和知識分子,不讓他們參與藩部事務。三是隔離性。防止漢族百姓和少數民族人民接觸,對漢族人民進入內蒙古地區采取各種限制措施,限制內地和西藏的經濟文化交流。


以上是《清代理藩制度研究》書稿的基本內容和一些創新見解。在復讀這部書稿過程中,正值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習近平總書記發來了賀信。習總書記在賀信中說:“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绷暱倳浀脑捊o了我們很大鼓舞。作為一名有擔當的史學工作者,應當繼承中國史學“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使自己的著作起到鑒古知今、資政育人的效果,為新時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國家昌盛貢獻力量。當然,這也是本書稿希望起到的作用,也是我終生努力的方向。


目 錄


前言


第一章 清代藩部的形成


第一節 主要資料和研究現狀


第二節 內蒙古1636年成為清朝藩部


第三節 外蒙古1691年成為清朝藩部


第四節 青海蒙古1725年成為清朝藩部


第五節 西藏1721年成為清朝藩部


第六節 漠西蒙古1757年成為清朝藩部


第七節 西域回部1761年成為清朝藩部


第八節 清代藩部的主要特點


第二章 清代的理藩機構


第一節 主要資料和研究現狀


第二節 蒙古衙門的設立


第三節 理藩院的設立和沿革


第四節 理藩院內部機構、職掌和組織特點


第三章 藩部的軍府制度


第一節 主要資料和研究現狀


第二節 內蒙古的軍府制度


第三節 外蒙古的軍府制度


第四節 青海的軍府制度


第五節 西藏的軍府制度


第六節 新疆的軍府制度


第四章 藩部的典章和刑罰制度


第一節 主要資料和研究現狀


第二節 《大清會典》和藩部的刑罰


第三節 《理藩院則例》和藩部的刑罰


第四節 《蒙古律例》和藩部的刑罰


第五節 《西寧青海番夷成例》和藩部的刑罰


第六節 《回疆則例》和藩部的刑罰


第七節 《藏內善后章程》和藩部的刑罰


第五章 藩部的社會制度


第一節 主要資料和研究現狀


第二節 盟旗制度


第三節 伯克制度


第四節 政教合一制度


第六章 藩部的封爵制度


第一節 主要資料和研究現狀


第二節 藩部封爵概況


第三節 藩部封爵的相關內容


第四節 有關藩部封爵記述的辨誤


第七章 藩部的朝覲制度


第一節 主要資料和研究現狀


第二節 藩部朝覲制度概況


第三節 朝儀和班次


第四節 貢物和賞賜


第五節 廩給和筵宴


第六節 住宿和返程


第八章 藩部的驛站和卡倫制度


第一節 主要資料和研究現狀


第二節 藩部驛站和卡倫的設置


第三節 管理機構及內部設施


第四節 職能及使用規則


第五節 官兵的獎懲措施


第九章 藏傳佛教制度


第一節 主要資料和研究現狀


第二節 活佛轉世制度


第三節 金瓶掣簽制度


第四節 活佛冊封制度


第五節 寺廟規制及喇嘛禁令


第十章 備指額駙制度


第一節 主要資料和研究現狀


第二節 滿族貴族選擇蒙古額駙及其制度


第三節 清廷和內蒙古十三旗的關系及備指額駙制度的凸顯


第四節 額駙的主要待遇


第十一章 清末藩部新政改革


第一節 主要資料和研究現狀


第二節 調整行政體制和整頓吏制


第三節 移民實邊和發展實業


第四節 編練新軍和實行警政


第五節 發展文教衛生事業


第十二章 清代理藩制度的歷史作用和局限


第一節 開拓了清代大一統的新局面


第二節 促進了藩部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第三節 促進了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第四節 維護國家統一和抵御外來勢力的侵略


第五節 清代理藩制度的歷史局限


附錄一 清代理藩大事記


附錄二 主要參考資料和著述


后記


后 記


看完了書稿的最后一頁,我沉思很久,40年研究清史走過的路,在腦海中陸續閃現。特別是研究初始的那段路程,得到過不少前輩學者的指引,令我感動,也令我難忘。


馬汝珩(1927—2013)先生是我研究生時的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我國著名的民族史學家。他在清代邊疆史、回族史、衛拉特蒙古史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樹,尤其是對衛拉特蒙古史開拓性的研究,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也使我從中感受到他那深深的愛國情懷,以及對“經世致用”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馬老師給我提出的“清代理藩院研究”課題,非常具有前瞻性,至今仍然是清史研究中的亮點,也使我有可能在這一領域為清史研究做出貢獻。馬老師曾對我說:“你以后研究邊疆民族問題,特別要注意黨的民族政策,要通過自己的研究,說明民族團結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睂τ隈R老師的教導,我牢記在心,并成為我后來學術研究中特別注意的一個原則。不僅如此,馬老師還主動幫我聯系校外專家,向他們廣為請教,開拓了我的視野,也反映了馬老師的寬闊胸懷。


商鴻逵(1907-1983)先生是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的明清史專家和我國第二代清史學家,也是我學弟商傳的父親。因為這層關系,我在讀研究生的三年里,多次去北京大學燕東園拜訪商先生,請教有關清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畢業論文題目確定后,商先生對我說:“這個題目很好,大陸學者還沒有人研究,是開創性的?!鄙滔壬ㄗh我寫論文時要多設一些表,可以使人一目了然,又節省文字。商先生是我論文答辯委員會的成員,在答辯過程中所提問題切中要害,極具啟發性。論文答辯通過后,商先生非常高興,鼓勵我今后要繼續努力。


翁獨?。?906—1986)先生是國際知名的蒙元史專家,我國民族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是馬老師指名命我拜訪的前輩學者。當有一天我如約走進翁先生在南池子住所書房時,立即明白了“坐擁書城”一詞的含義。翁先生是學問大家,待后輩很誠懇,使人瞬間就沒有拘束感。聽我說明了來意后,翁先生詳細給我講解了蒙古族刑法的由來和變化,包括成吉思汗的“札撒”,元朝刑法的“南北異制”,直到明清之際的“阿勒坦汗法典”。最后,翁先生說:“清代的蒙古族刑法主要是‘蒙古律’,這需要你去研究了?!蔽滔壬慕陶d令人感動,為我研究清代蒙古族的刑法奠定了基礎。1986年初,翁先生的家搬到社科院紫竹院宿舍1號樓,我住2號樓。正當我想再次前往拜訪時,翁先生卻意外去世,我感到了終生的遺憾。


白壽彝(1909—2000)先生是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國際知名的回族學研究大家,也是馬老師指名命我拜訪的前輩學者。當時白壽彝先生的住家在什剎海附近,環境優美而清靜。我是一天下午去先生家的,主要是向先生請教“回律”的有關問題。白壽彝先生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回族史研究的相關情況,以及伊斯蘭教的有關問題,最后告訴我說:“你所說的‘回律’,在清代可能指的是‘回疆則例’,你回去再查查看?!迸R別的時候,先生還說他和馬老師很熟悉,馬老師也是回族學者嘛,讓我代向馬老師問好。


王鍾翰(1913—2007 )先生是中國當代著名清史、滿族學大家,中央民族大學終身教授。我熟悉王先生,是從讀王先生的著作開始的。從研究生學習開始,我就拜讀了先生的《清史雜考》一書,很受教益。后來,我幾次去先生位于中央民族大學內的家中,請教有關問題。王先生學問淵博,關愛后學,待人誠懇,非常有親合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后來在學術上有所進步,與王先生的關愛和推薦有密切關系。


在上述前輩的直接幫助下,以及通過個人的努力,在上世紀80年代,我發表了20余篇學術論文,出版了《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一書。戴逸老師在該書的序言中,肯定了我研究生期間刻苦學習的態度,贊揚了我認定目標堅持不懈的進取精神,同時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作為研究生時期全方面負責的指導老師、清史研究所所長,戴老師的稱贊極大地鼓舞了我,也一直是我前進的動力之一。


還應指出的是,40年來,給予我鼓勵和幫助的還有許多師友,比如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清史研究所李文海教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總編輯、清史研究所原所長王俊義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郭松義研究員,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今邊疆研究所)原主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馬大正研究員,以及近代史所原所長、中國史學會原會長王慶成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近代史所原所長、中國史學會原會長張海鵬研究員等。在我回首以往的時候,他們對我各方面的幫助使我感到溫暖。


光陰荏苒,不知不覺我已從中年進入老年。值得欣慰的是,我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前輩學者以及許多師友的治學精神和對后學的關愛之情。在30多年的時間里,除了研究學問之外,我參加了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內蒙古大學、山東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今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和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今邊疆研究所)總計120余名博士生和碩士生的論文答辯,評閱了他們的學位論文;作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在5年的時間里,參加了該中心20余位中青年學者高級職稱晉升的評審工作,還參加了全國藏學研究杰出成果獎“珠峰獎”的評選工作;給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博士生和碩士生講課;給中國人民大學晉升教授和域外交流的中年老師寫推薦意見;接待來訪的北京大學、云南大學、西北大學和中國臺灣政治大學的青年學者,解答他們提出的各種疑難問題。在這些活動中,我通過自己的言行,傳播了前輩學者和眾多師友的治學精神,以及為人為學的美好品德。


今天,中國已經進入了新時代。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我國的史學研究迎來了絢麗的春天。在時代的感召下,我完成了《清代理藩制度研究》書稿的寫作,心情是不平靜的。我想,歷史研究需要繼承和創新,而繼承是創新的基礎,尊重前輩,繼承前輩,才能更好地創新。歷史研究又有鮮明的時代特點,不同的時代所提供的條件,也會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歷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僅從史料方面說,《清實錄》的利用,使清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天地;清宮檔案的使用,又使清史研究開辟了新天地;現在,少數民族文字檔案和資料的使用,再次使清史研究呈現了新局面。所以,對于后來者,我們應當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繼承前輩的優良學風,發揚前輩的經世致用精神,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和創新,不辜負新時代黨和人民對史學工作者的期望。


著名清史學家、民族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劉小萌研究員,著名藏學家、民族史學家,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研究所所長扎洛研究員,在百忙中審閱了本書稿,寫出鑒定意見,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還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離退休干部工作局領導和老年科研基金評審委員會專家,近代史所領導和所學術委員會專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歷史分社的領導及編輯,他們的敬業精神永遠值得我學習。


最后要說明的是,本書稿在引用的資料中,可能存在不全面;在概括相關的研究成果時,可能會有遺漏;在闡述自己的學術見解中,可能會存在片面或錯誤。這一切,希望讀者朋友們批評指正。


2019年2月寫就


2021年2月25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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