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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宗教僑務政策演進與東南亞華人基督宗教傳播(2020年第47期)
作者:張鵬 責編:

來源:中華文史網  發布時間:2021-01-15  點擊量: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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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華人皈依基督宗教是東南亞地區史、海外華僑華人史、基督宗教傳播史上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文化現象,基督宗教在東南亞地區華人群體中落地生根,幾乎和華人下“南洋”的歷史緣起一樣悠久。

從外部條件來看,伴隨著近代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亞洲國家逐步被卷入西方主導下的殖民體系,基督宗教則趁機向這些“未涉之地”不斷滲透,通過文化攻勢助推“炮艦外交”。就內部因素而言,東南亞華人在異域文化情境中選擇接納基督宗教的內生動力亦值得關注,這本質上反映了該群體尋求身心庇護、強化文化認同、融入主流社會等心路歷程。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既然東南亞華人社會網絡移植于中國本土社會文化生態,那么,東南亞華人基督宗教的傳播發展必然受到清朝宗教僑務政策的深刻影響。

一、厲行禁教與基督東傳

康熙五十四年(1715),羅馬教皇克萊芒十一世發布反對中國教徒敬拜孔子和祭祀祖先的禁令,此舉無疑冒犯了清朝統治者及正統儒學的權威。由于雙方針對此次“禮儀之爭”協商未果,康熙五十九年,清廷明令禁止在華傳播天主教,“西洋人等,無一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條約,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前中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此后全國教案頻發,許多外籍傳教士被逐。

為了維護統治秩序,雍正、乾隆、嘉慶年間均采取了日漸嚴厲的禁教政策,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內地的實際傳布可謂乏善可陳,轉而將宣教重點轉向“南洋”等華人華僑聚集地,并將該區域視為打開中國內地門戶的“試煉場”,推動了基督宗教在東南亞華人族群中的傳播。

例如,為了實現建立“東方天主教帝國”的野心,西班牙當局在殖民時期曾經大力推進菲律賓的天主教化,被視為“上帝之子民”和“西班牙國王之臣民”的華人天主教徒最多時達到三四千人??滴醵?,當地出現過兼具天主教神緣屬性和行政管理職能的“岷侖洛華人公會”,西班牙殖民者試圖利用受洗華人信徒與僑鄉的聯系,作為進一步向中國本土滲透的“跳板”。殖民當局曾制定一系列政策勸誘華人皈依,如免除華人信徒勞役和十年貢金,準許與土著女性通婚的華人擁有土地,一些華人還與皈依見證人建立起穩固的“公巴禮”(干親制)關系,而對于不愿受洗者和華人“異教徒”,則強制實施隔離或驅逐政策。

與此同時,西方殖民勢力紛紛將地理位置優越的馬來亞作為傳教中轉站。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占領馬六甲后均曾強迫當地居民信仰基督宗教,這種統治形式一直延續到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嘉慶二十年(1815),英國傳教士威廉·米憐(William Milne)攜妻子抵達馬六甲,其華人助手梁發(Liang Ah Fa)則協助翻譯并印刷了許多傳教材料,成為當地首位華人牧師。道光十五年(1835),美部傳教士帝禮士(Ira Tracy)為首位華人基督徒ChaeHoo施洗,至19世紀中葉,當地華人社會已經出現以講英語的僑生為主體的基督教社群。

同治元年(1862),華人傳教士陳詩武等人籌款建立“馬車路尾禮拜堂”(今長老會榮耀堂),成為新加坡首間華人基督教會。這個以馬六甲和新加坡華人教會為中心,以東南亞各地華人教會為節點,以書信為主要聯系方式的網絡,成為西方差會海外基督教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消極僑務與信仰孕育

眾所周知,近代中國戰火不斷、列強肆虐,僑鄉地狹民稠等矛盾日益嚴峻,大多數人移民海外只求安生活命。然而,清政府腐敗沒落、閉關鎖國,順治至乾隆年間海禁條例壁壘森嚴,清朝統治者無力顧及通蕃滯留的海外華僑華人,將其視為私通海外的“天朝棄民”,對久居海外歸國的華僑也毫不手軟。

乾隆帝曾聲稱:“于朝棄民,不惜背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保ㄈA僑志編撰委員會《華僑志總志》)面對乾隆五年(1740)荷蘭殖民當局戕害印度尼西亞爪哇島達維亞城近萬名華僑的“紅溪谷慘案”,清廷也置若罔聞,不以為然。乾隆十五年,清廷還曾以“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誆騙財物引惹邊釁”之罪,將乾隆元年潛往噶喇吧(今印尼首都雅加達)貿易并任甲必丹(當地華僑首領),后于乾隆十四年攜眷回國的福建龍溪縣人陳怡老發配充軍。(《清高宗實錄》)而針對生活在安南、緬甸、老撾等毗鄰國家的華人,清廷則憑借天朝大國之威望,要求這些國家當局配合搜查監督華人聚集區,將無照私越邊境者緝拿送回,甚至諭令周邊國家將在該國犯罪華人送達隘口,交由清廷官員在邊境當即處死。

僑鄉民眾遠涉重洋到海外謀生,不僅遠離親友、離鄉背井,在航海途中歷盡艱難險阻,抵達“南洋”之后又受盡歧視迫害,亟需一種精神上的寄托?!皳胀ㄓ^察之,南洋華僑教會之教友,多為中等以下之平民,少巨商富賈,或名流學者,縱若有之,亦大都遷屬歐人堂會,而與華僑堂會反漠無關系?!保ㄈ~華芬《南洋華僑教會》)更為關鍵的是,農業社會鄉民之間的溫情純樸,逐漸讓位于工商業社會的利益交換,早期海外華人先輩供奉的傳統神明愈加難以滿足其現實需要,更無法在原有信仰體系中合理解釋這種社會變遷。而作為西方文化和主流價值的重要載體,基督宗教被認為是現代的、理性的、沒有種族色彩的“中立”信仰,由此得到東南亞華人(尤其是新生代華人)群體的接納、認同。

三、海禁“弛禁”與華傳“南洋”

伴隨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清王朝跨越百余年的禁教政策開始走向終結,近代中國的福音門戶逐步被迫開放。

事實上,中英《南京條約》僅規定在華外人享有五口居留等特權,對于傳教惠利的表述著墨較少,但至中美《望廈條約》簽訂時,其第十七款便規定:“合眾國民人在五港口貿易,或久居,或暫住,均準其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并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敝蟹ā饵S埔條約》二十二款也規定:“佛蘭西人亦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人院、周急院、學房、墳地各項?!保ㄍ蹊F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廷被迫同英法等國簽訂《北京條約》,外國基督教人士進一步取得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居住和游歷等特權,條約第五款專門規定“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英(法)國所屬各處,或在外洋別地承工,俱準與英(法)民立約為憑,無論單身或愿攜帶家屬,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法)船只,毫無禁阻”(賈楨《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這一條款不僅標志著清廷開始明令廢除海禁,而且為中國大陸傳教人士赴東南亞提供了便利。

光緒十六年(1890)前后,福建著名進步人士、衛斯理宗華人基督徒黃乃裳曾帶領同鄉教友赴婆羅洲開辟“新福州”(今馬來西亞砂撈越州拉讓江流域的詩巫),這大概是首次中國基督徒大規模向外移民活動。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八年六月,來自閩清、古田、侯官、屏南等地的1118名鄉人(其中約三分之二為基督徒)陸續抵達詩巫,移民區設有基督教美以美會教堂和神職人員。民國元年(1912),101名福建興化人在陳秉中、方家明兩位教士帶領下,來到詩巫伊干江右岸的新珠山建立墾場,開荒種地。在沙巴州,也出現了廣東客家人(主要是惠州、龍州等地的客家人)在巴色教會組織下移民。

宣統元年(1909),金井教會許聲炎牧師由福建晉江到菲律賓傳道時廣收信徒,正式建立了旅菲中華基督教會和若干閩南語禮拜堂,其利用家族成員和門生在菲律賓經商或任教之便利,積極擴大在當地的宣教影響力,同時征募經費支持國內教會運作。

由此可見,通過疊合基督宗教、原籍社區、傳統家庭與商業經濟等多個層面的網絡,以基督宗教為信仰紐帶的集體移民模式建構起一個跨國族群信仰共同體,這有助于早期海外華人華僑群體共抵欺辱并互濟互助,更促進了近代東南亞華人社團初創與社區孕育。20世紀前期,東南亞華人基督宗教信眾規模與日俱增,社團獨立化發展與在地化建設日趨深入,教會、學校、醫院、書局等附屬機構穩步建立。

綜上,海外華人處在中國本土社會的“邊緣”地帶,基督宗教則處于中華正統信仰文化的“邊緣”地帶,此二者又分別位于清朝前中期宗教與僑務政策考慮的“邊緣”地帶。伴隨著近代華人過番海外的“身體遷移”,經由皈依異質文化的基督宗教,該群體又經歷了一場更為深刻的“心靈遷移”,華人基督宗教信眾及社團由此形成了獨特的歷史經驗。

依托海外華人信徒這一特殊的跨區域和跨文化群體,中華傳統文化因子面對基督宗教文化展現出極強的包容性和調適性。例如,東南亞華人基督宗教信徒大多完整保持春節、中秋節、端午節、重陽節、清明節等節慶傳統,以及崇拜祖先、逝者祭祀、保守生活等社會習俗,即便是習慣使用英文且改信基督宗教的年輕一代信眾,行為方式和態度觀念也未放棄孝道、人情、謙虛、勤儉、秩序、和睦等傳統價值觀念。這既體現出華人信眾對于原居地文化身份的歸屬和忠誠,又促進了中華文化在東南亞非華族和非基督宗教信眾當中的廣泛傳播,對于推進中華文化傳統的“再華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者簡介

張鵬,男,1983年生,河南安陽人。博士,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華僑華人、國際關系史、中國對外戰略等。出版學術專著五部,發表學術論文及時事評論數十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的發展轉型及對新時期中國—東盟公共外交的影響探究”等課題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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