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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間宮廷修史的歷史貢獻(2020年第44期)
作者:陳連營 責編:

來源:中華文史網  發布時間:2021-01-15  點擊量: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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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典籍、纂修前代歷史是中國古代政治傳統,歷朝統治階級都很重視。清乾隆時期社會相對穩定,經濟獲得較大發展,為組織學術研究、編纂史書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不僅朝廷設置編纂機構,提供財政支持,甚至皇帝還親自參與或進行指導。在此背景下,一大批內容豐富、系統全面的圖書先后問世,影響深遠,清人評價曰“鉅制鴻篇,洵為前代所未有者矣”。(朱彭壽《安樂康平室隨筆》)

一、宮廷專史

歷代官方修史,對于皇室私密空間的宮廷生活(包括建筑空間、機構設置、禮儀制度、文化活動等)少有涉及,流傳較廣的,多是有心文人得知于見聞或傳聞的筆記小說。而動用國家人力物力,系統整理和大規模編纂當代宮廷史,則自乾隆朝敕修《國朝宮史》始。

《國朝宮史》是一部記述順治至乾隆朝內廷典章制度、宮苑建置及重要事件的史書。受乾隆帝敕命,該書于乾隆七年(1742)由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編纂,二十四年再令蔣溥等編校,至三十四年成書并收入《四庫全書》。全書分36卷,分別記錄順、康、雍、乾四代皇帝對內廷的訓諭;內廷典禮制度(包括宮規、儀衛及冠服等);內外宮苑建制規模及皇帝題詠各宮苑的匾額詩文;內廷經費開支(包括鋪宮、年例、日用、恭進、恩賜等錢糧用度);內廷官制職掌、額數;內廷編纂刊刻的書籍等。

乾隆帝命儒臣纂修這部宮廷史,意在宣揚君德,警醒子孫。他認為,明代非亡于宦官,宦官得志攬權、肆毒海內,主要是人君的過失。而清朝入關已百有余年,“從無一人能竊弄威福者,固由于法制之整肅,而實由于君德之清明”?!安挥谐蓵?,奚以行遠”?所以他決定纂修本朝宮史,以使“后嗣子孫,世世遵循。當其知所則效,知所警戒”。

《國朝宮史》書成,遂成為其他官修圖書的重要參考資料。如乾隆三十九年竇光鼐、朱筠等奉敕撰《日下舊聞考》,其中苑圃等門就參考這部宮史。后來纂修的《大清會典》《大清會典事例》等書,也同樣照搬《國朝宮史》的部分內容,可見其資料之博洽翔實,非一般史書可比。

嘉慶五年(1800),皇帝命大學士慶桂等編纂《國朝宮史續編》,將乾隆二十七年以后的內容納入。體例上仍遵循《國朝宮史》的六大門,子目略有增加?!秶瘜m史續編》凡100卷,堪稱乾嘉時期清宮史料集大成之書。

同樣出于“垂示方來”(乾隆《欽定天祿琳瑯書目》)的目的,乾隆年間還飭令編纂了多種主要記載宮廷生活的圖書,如《皇清禮器圖式》《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古今儲貳金鑒》《八旬萬壽盛典》等。

《皇朝禮器圖式》圖文并茂,分為六部分:祭器、儀器、冠服、樂器、鹵簿、武備。每件器物皆列圖于右,系說于左,其詳細尺寸、質地、紋樣及對應官職品級,無不條理清晰,記載詳備?!端膸烊珪偰俊吩u述該書:“所述則皆昭典章,事事得諸目驗,故毫厘畢肖,分寸無訛,圣世鴻規,粲然明備?!?/span>

為使滿族傳統信仰保留久遠,乾隆帝特敕莊親王允祿等,將滿族各種祭祀儀式、祝辭進行收集、詮釋和整理,詳細考訂后匯編成文,于乾隆十二年成書。乾隆帝欽定書名《滿州祭神祭天典禮》,為之作序,以滿文印行。乾隆四十二年,又命大學士阿桂等譯成漢文,四十五年收入《四庫全書》。全書備載祭神、祭天、背燈、獻神、報祭、求福等祭祀活動之祭期、祭品、儀注、祝辭,以及所用器皿形制(圖)等,是研究清代宮廷薩滿祭祀及滿族宗教信仰的重要資料。

自雍正朝確立秘密立儲后,皇嗣繼承制度基本確定下來。但乾隆帝早期確定的繼承人皇次子等先后早殤,引起朝臣擔心和猜測,乾隆帝因此于四十八年特命諸皇子同軍機大臣、上書房總師傅等,選取歷代冊立太子事跡有關鑒戒者,按朝代纂輯《欽定古今儲貳金鑒》。紀事取之正史,論斷衷諸《資治通鑒綱目》御批及《通鑒輯覽》御批,目的仍是使“我子孫當敬凜此訓,奉為萬年法守”。

乾隆三十八年,高宗因《四庫全書》編修告成尚待時日,命儒臣校輯《永樂大典》中的散簡零篇和世所罕見的宋元善本,先行刊印流傳。同年十月,管理武英殿刻書事務大臣金簡奏準:因刻書種類繁多,付雕不易,不如刻做棗木活字套板一份,擺印書籍“工料省簡懸殊”。遂于乾隆三十九年刻木質單字25萬余個,開始擺印圖書。乾隆帝以“活字板”不雅而賜名“聚珍”。其間,用這套木活字共擺印書籍131種,后來嘉慶七八年間又擺印《西漢會要》《唐會要》《農書》三種。后人稱此134種書籍為《武英殿聚珍版書》。此書的刊刻,是我國古籍印刷史上的大事,它繼承了宋明以來活字印刷工藝的成就,把我國古代活字印刷術推向了高峰。

為總結經驗,金簡還編撰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首次概括了活字制作、刊印的全部工藝流程,言簡意賅,圖文并茂,通俗易懂,不僅在清代廣泛流傳,而且被譯為德、英等國文字流播海外。

除了《國朝宮史》等宮廷典章制度史書,乾隆帝還飭令翰林就宮廷收藏的前代書畫編撰了《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初續編)等著錄類圖書。對于內廷收藏的尊、彝、鼎、鼐等器物,乾隆帝敕令廷臣編撰了《西清古鑒》《西清續鑒》《寧壽鑒古》等大型圖錄,對研究古代青銅器具有重要價值,成為后世文物圖譜編纂的范本。其中《錢錄》成為研究中國古錢幣的一部必不可少的參考書。

這些宮廷專史為研究宮廷文化提供了大量翔實資料,奠定了清代宮廷史、古代藝術與文獻等諸多領域研究的重要基礎;形成了宮廷學研究的雛形,為現代宮廷學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鑒。

二、邊疆民族史志

清代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時期。以乾隆帝為代表的統治者,對邊疆史地、民族習俗非常重視,敕命編纂了大量典籍,成為今天研究邊疆地區民族歷史、地理沿革的第一手材料,也為今天捍衛領土主權完整提供了寶貴的歷史法理依據。

乾隆四年成書的《八旗通志初集》是有關清代八旗制度和八旗人物的專門志書。編竣于乾隆九年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則輯錄了除清代皇室以外的滿洲姓氏,詳細記述其歸順愛新覺羅氏的時間、原籍、官階及勛績等情況,是了解清代前期歷史,特別是八旗人物、民族分布、民族關系、滿族源流的重要史料和工具書。乾隆四十二年阿桂、于敏中、和珅等奉敕撰修并于次年完成的《欽定滿洲源流考》,是清代官修有關滿族先世及東北諸民族的重要史籍,內容包括部族、疆域、山川、國俗四門。該書從正史及其他近五十種典籍中選擇有關資料,分門別類加以排比,并進行詳盡考證。對研究女真和滿族歷史來說,不失為一部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專題類書。

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完成的《皇清職貢圖》,圖文并茂,描繪境內不同民族以及與清王朝有來往的國家之民族的男女衣冠形貌,“凡性情習俗,服食好尚,罔不具載”,是研究了解各民族與清王朝的關系,以及當地風土民情的重要文獻。此外,乾隆二十九年至五十五年編纂成書的《大清一統志》、九年敕纂的《欽定盛京通志》等,也都是了解和研究清代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史地變遷的重要參考。

為糾正《遼史》《金史》《元史》人名、地名譯音的“訛舛俚淺”,乾隆四十七年敕命編纂了《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以索倫語正《遼史》,以滿語正《金史》,以蒙語正《元史》,各注其名義,詳其字音,是研究上述三部史書的重要參考資料。

伴隨統一新疆的進程,《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于乾隆二十一年開始纂修,四十七年成書。該書是清代新疆第一部官修通志,除采自檔案外,還兼用實地調查勘測資料,為后來編纂《大清一統志》新疆部分之所本。喬致忠教授等人評價說:清朝纂修《西域圖志》是對新疆實施管理的需要,但其體系完整,結構嚴密,將實地勘察、歷史考訂、官方文書結合參證,對西域地區的新知所得極富,所糾正的舊說訛誤甚多,具有無可置疑的學術性。其記載清朝經略新疆的各項措施和成果,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為此后纂修《大清一統志》《西域水道記》《新疆圖志》等所吸收借鑒。時至今日,我們從史學史、民族史、地理學史、清朝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史等多個角度探討,這部《西域圖志》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牛海楨《清代官修西北邊疆史志述論》)

乾隆二十八年,新疆第一部地名志《欽定西域同文志》編成,是一部漢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托忒蒙古文等6種文字的人名、地名對譯辭書。全書按地區編排,分天、地、山、水、人五類,包括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區的地名、山水名,以及準噶爾部、回部等各部上層人物名的解釋。每一詞條都用六種文字對照,首列滿文,次列漢文并詳注詞義,再用漢文標滿文標準音,最后排列蒙文、藏文、托忒蒙古文、維吾爾文等,各注譯語、對音。本書是為掃清語言障礙、鞏固西北邊疆統治而編撰的工具書,其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十分重要。

三、典章律例

乾隆時期,封建中央集權發展至高峰,各項制度都有集大成的特點。為傳之后世,以為范式,乾隆帝多次敕命將當朝典章律例編輯成冊。這些典籍對歷史上政治制度沿革進行了系統梳理,更多的則是對當時各官衙行政法規的真實記錄,成為我們今天研究相關歷史問題,特別是清代重大歷史事件、國家政權運作的寶貴資料。

“十通”中有六部是乾隆年間修成的。成書于乾隆四十八年的《續通典》,記載唐朝肅宗至明末的典制;乾隆五十二年完成的《清朝通典》,記載清初至乾隆中期的典制;成書于乾隆五十年的《續通志》,記載唐初至明末的典制;成書于乾隆五十二年的《清朝通志》,記載清初至乾隆末年的典制;《續文獻通考》,記載南宋寧宗嘉定年間至明神宗萬歷初年典制;成書于乾隆五十二年的《清朝文獻通考》,記載清初至乾隆五十年間的典制。自此,凡“典制之源流,政治之得失,條分件系,綱舉目張”,歷代典制之沿革得以梳理。

為鏡鑒歷史,這一時期還敕撰了一些歷史讀本。如乾隆三十三年敕撰的《歷代通鑒輯覽》,以編年體記事,上起太昊伏羲氏,下訖明代,因有高宗親作御批,又稱《御批歷代通鑒輯覽》。還有乾隆四十年敕纂的《御撰資治通鑒綱目三編》。此類史書雖無特殊價值,但剪裁和內容組織精當,篇幅適中,既不像《綱鑒易知錄》僅具梗概而略顯乏味,又不像《資治通鑒》篇幅浩大,難于卒讀,是清代通行的歷史讀本,甚至到民國初年還頗為流行。

此外,乾隆時期還編纂了不少專門志書。如乾隆四十三年敕撰《欽定國子監志》,分為:《圣諭》《御制詩文》《詣學》《廟制》《祀位》《禮》《樂》《監制》《官師》《生徒》《經費》《金石》《經籍》《藝文》《識馀》《紀事》《綴聞》等類,涉及國子監相關活動的方方面面,是研究清代文教事業的重要參考書。

乾隆年間還敕令編纂了多部衙門運作則例,猶如當代的部門行政法規,如乾隆二十九年《欽定大清會典》《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三十四年《欽定戶部鼓鑄則例》《欽定戶部旗務則例》,三十四年《欽定太常寺則例》《欽定光祿寺則例》,四十一年《欽定戶部軍需則例》《欽定兵部軍需則例》《欽定工部軍需則例》,四十五年《欽定戶部則例》,四十八年《欽定禮部則例》,六十年《續纂則例》等。此外,還有《欽定國子監則例》《欽定學政全書》《欽定科場條例》《欽定中樞政考》《欽定八旗則例》等眾多行政法規,其體例比較完備,有典則分例、考訂精詳等特點,既有制度規定,更有鮮活的事例,為我們研究國家政權運作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四、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記錄

清代本有重視當代重大歷史事件記錄的傳統??滴醵荒辏?682),即平定“三藩之亂”次年,康熙帝飭命勒德洪等編纂《平定三逆方略》,至二十五年書成,詳細記載了平定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叛亂始末。此后,又有《平定察哈爾方略》,記載平定“三藩之亂”期間平定察哈爾之亂始末;《平定??芗o略》,記載收復臺灣始末;以及為記錄康熙用兵厄魯特蒙古,平定噶爾丹叛亂而編纂的《親征平定朔漠方略》。

乾隆時期繼承了這一傳統,并發揚光大,先后編纂了11種方略類圖書。如乾隆十七年編纂的《平定金川方略》,記載了首次平定金川土司莎羅奔叛亂始末;乾隆四十六年編纂的《欽定平定兩金川方略》,記載了乾隆三十一年至四十一年兩次出兵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反清事件始末。乾隆三十五年編纂完成的《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54卷、正編85卷、續編32卷以及《紀略》1卷,共計172卷,詳細記錄了康熙年間平定準噶爾叛亂、乾隆時期平定伊犁以及阿睦爾撒納、大小和卓叛亂,統一新疆始末?!督瞬杜R清教匪紀略》,記載了乾隆三十九年鎮壓山東臨清王倫領導的白蓮教起義始末。乾隆五十四年完成編纂的《蘭州紀略》,記錄了乾隆四十六年鎮壓甘肅循化廳撒拉回民蘇四十三等新教起義始末;《欽定石峰堡紀略》,記載了鎮壓乾隆四十九年爆發的甘肅涼州田五起義始末。乾隆五十三年完成的《平定臺灣紀略》,記錄了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至次年鎮壓臺灣林爽文、莊大田天地會起義始末?!栋材霞o略》,記載了乾隆五十三年到五十六年間援助安南國王黎維祈安定越南始末。乾隆六十年完成的《巴勒布紀略》《廓爾喀紀略》,記載了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兩次抗擊廓爾喀入侵西藏始末。

以上諸書,均是當時人記當時事,資料詳實、豐富、完整,都是研究乾隆年間重大戰事的重要文獻。

五、余論

乾隆朝宮廷修書還有很多成就,涉及掌故、字書等諸多方面。清人朱彭壽對此曾言:“我朝稽古右文,特命儒臣時勤編纂,除平定各地方略專紀一時武功,又有《天祿琳瑯》《石渠寶笈》《西清古鑒》之類,專記內府儲藏書籍、字畫、金石諸品”,此外,于字書、音韻、正史、編年、史事提要、歷代通制、農政、醫學等皆有專書,“皆經諸名手,上秉圣裁,精心撰述,不獨嘉惠多士,且將昭示方來”。

實際上,不少學者也都樂在其中。如參與編纂《石渠寶笈》的詞臣張若藹曾說:“入春以來奔走內廷,踏星披月,眠食都捐,卻幸奉敕品定內府書畫,盈千累萬,日與古人為徒,煙云供養,別有會心,籍此以嘗馬足之勞,忘其苦焉?!保ā肚鐛乖姶妗罚﹨⑴c編纂《石渠寶笈續編》的詞臣王杰也曾講道:“臣等以繕校微勞,既獲寓目于壁府之藏,復得掛名于寶書之末,其為榮幸曷有涯矣!”自豪感溢于言表!

乾隆年間這些數量眾多、門類齊全的官修史書,涉及領域之廣泛,編纂體例之完備,資料價值之高,圖書題材之廣,編輯考訂之全面,都可以說是空前的。清代官修史書,特別是乾隆年間的圖書編纂成果是劃時代的,集中國傳統經籍典制編纂之大成,它對中國文化傳承的積極影響,值得充分肯定。

作者簡介

陳連營,男,1965年生,河南省唐河縣人,歷史學博士?,F任故宮博物院出版部主任、編審,主要從事清代政治史和宮廷史研究,出版《帝國黃昏:徘徊在近代門檻的中國社會》《和珅的權力之夢》《實說紀曉嵐》《宰相劉墉的一生》《未開放的紫禁城》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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