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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怡和洋行中文檔案
作者:冷東潘劍芬 責編:

來源:《歷史檔案》 2019年04期   發布時間:2020-12-30  點擊量: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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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十三行研究領域,海外收藏的相關中文檔案文獻廣泛而豐富,并在研究利用方面取得較為豐富的成果。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怡和洋行中文檔案保管集中、內容豐富、價值重大,尚未被學界熟知和研究利用。本文即對怡和洋行中文檔案略作介紹。

 怡和洋行中文檔案研究緣起

英國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幔睿洹。茫铮恚穑幔睿?,清代亦稱“渣甸洋行”,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外國洋行之一。1832年,怡和洋行的創辦人威廉·查頓(William?。剩幔颍洌椋睿?,1784—1843)與合伙人詹姆士·馬地臣(James?。停幔簦瑁澹螅铮?,1796—1878)在廣州開設義和商館和渣甸洋行,通過與廣州十三行密切的商務往來發展壯大,成為日后著名財團怡和洋行。怡和洋行保留了與此相關的中文檔案700多件。怡和洋行后將有關檔案捐獻給劍橋大學圖書館,設立怡和洋行檔案資料室,其中包括這批中文檔案。

目前,已有少數學者利用怡和洋行中文檔案進行研究。例如楊聯陞以《劍橋大學所藏怡和洋行中文檔案選注》為題,對怡和洋行保存的6件中文檔案進行研究。陳國棟《紅單與紅單船———英國劍橋大學所藏粵海關出口關票》,分析考證了紅單(船牌)的格式及內容,探討了外貿船只的運行情況。此外,勒費窩著,陳曾年、樂嘉書譯《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華活動概述》,劉詩平《洋行之王:怡和與它的商業帝國》等著作也利用了少量檔案。但這些研究成果皆集中在個別專題研究,并未全面介紹檔案的內容與價值。

2017和2018年筆者兩次訪問英國,在劍橋大學圖書館查閱并拍照了全部怡和洋行中文檔案,得以在全面研讀后,簡要評價檔案文獻的內容和價值,供學界參考。

 怡和洋行中文檔案基本內容

劍橋大學圖書館保存的怡和洋行檔案,名稱為 MS?。剩?。其目錄、內容、數量及涵蓋年限依次為:A:會計及相關文件,13書柜,1798—1941。B:寄入信件,401盒+80卷,1806—1913。C:寄出信件,529卷+1信封,1800—1913。D:信件復印件,135盒,1824—1907。E:電報,4盒,

31卷+1捆,1862—1938。F:法律文件,22盒,1813—1940。G:市價表和市場報告,83盒+20

 Jardine的譯名很多,如“渣甸”“渣顛”“查顛”“渣典”等,現在一般譯為“查頓”。

 楊聯陞:《劍橋大學所藏怡和洋行中文檔案選注》,臺灣《清華學報》第一卷,第三期,1958年9月。

 陳國棟:《紅單與紅單船———英國劍橋大學所藏粵海關出口關票》,《海洋史研究》第五輯,2013年。

 (英)勒費窩著,陳曾年、樂嘉書譯:《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華活動概述》,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

 劉詩平:《洋行之王:怡和與它的商業帝國》,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封,1821—1905。H:中文檔案,4盒+2文件夾,1766—1935。I:其他公司的資料,36卷,22盒,4活頁本+3信封,約1841—1941。J:后期寄出的信函,327卷,50文件夾,23活頁本+1信封,1886—1941。K:其它信函,10盒+6卷,約1814—1939。L:其它文件,12盒,29圖紙,1相冊+1檔案,約1770—1942。以及部分其它語言的檔案。

其中編號MS?。剩停戎形臋n案所涉時間為1766—1935年,由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期各種的商業、法律以及官方的文書、契約等組成。其目錄及內容簡述如下:

H1:貿易單據。時間1809—1914年,計577件。包括外國商人和十三行諸多商行商人的契約、收據和其他商業票據,其中許多蓋有印章,許多文件上標注有描述其內容的英文注釋。

H2:法律文件。時間1766—1868年,計35件。其中有廣州十三行街洄瀾橋房產物業系列買賣文件17件,1766至1828年;福建閩縣觀音街土地、物業銷售文書9件;有關出售及出租廣州十三行之東生行物業的文件4件,1827至1832年;1853至1868年之間其它地區的房產契約5件。有些文件是白契,即沒有在公共記錄中登記并得到官方認可的材料,時間1780至1855年。

H3:海關文件。時間1852—1866,計17件。其中有粵海關簽發的10余件各船戶裝載白糖等貨物前往江浙地區出口關票。此外還有中國其它地方海關的資料,如黃岡海關簽發各船戶裝載白糖等貨物前往江浙地區出口關票;江南海關簽發給怡和洋行屬下輪船裝載貨物的完納稅鈔紅單;1848年,丹麥領事發給英國商人查顛帶領10名人員前往香港的證明;1861年臺灣淡水海關禁止鴉片走私諭令;同治年間的京報多份,內容多為清政府禁止鴉片的諭令、奏折、往來書信等。

H4:本地銀行文件。時間1877年,計15件。在怡和洋行目錄上注明“Title?。危幔簦椋觯濉。拢幔睿搿。模铮悖酰恚澹睿簦蟆?,應該理解為本地銀行文件。但從實際收藏的文獻來看,稱之為“錢莊票據”更為合適。文件夾中既有往來款項賬單,也有錢莊匯票,以系列編號的形式保存了大量金融業務的底賬,全部為中文字體和傳統蘇州碼。

H5:官方文件。時間1830—1935年,計41件。是中國和英國政府、領事館和其他官員之間的文件。如1830年查頓致函粵海關要求立刻準許商船回國的照會;1843年香港首席裁判發出的禁止在香港過度砍伐森林的中文公告;1853年福建茶幫的公告;1853年潮州向英國領事遞交的處罰不法外國商人的請愿書;1855年上海道臺發布的新貨幣取代舊外幣的公告;1858年兩廣總督禁止鴉片的諭令;1859年4月10日福建當局發布的籌集軍事資金而征稅的諭令;1859年福建漳州府允許怡和洋行繼續經營鴉片生意的通知;1860年粵海關官員向怡和洋行通報鴉片貿易事宜;各地海關頒發的出口關票、外交照會等。

H6:其他文件。時間約1852—1885年,計51件。包括如怡和洋行商人查頓和馬地臣與各方人士通信后保留的各式中文信封,以及各式收據(含茶葉、藥房、雜貨店、衣服盥洗、房屋修繕等收據)、中英文對照中國鴉片名稱、新發行貨幣信息、棉紗倉庫發票、賬戶附注、電報底稿、工資條、各式名片、運費賬單、鐵匠的設計圖和付款單、雜貨清單、老式日歷等。

以上各類怡和洋行中文檔案合計736件。

 怡和洋行中文檔案文獻價值

17—19世紀,廣州十三行在經營活動中逐步形成信函、公牘、憑信、票據等數量龐大的檔案,由于時代更迭和戰爭的破壞,多已焚毀或散佚,僅少數留存于國內外眾多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中,彌足珍貴。因此,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怡和洋行中文檔案,既是中西交流及廣州十三行的歷史見證,也是了解研究怡和洋行最重要的史料依據。

(一)記錄了怡和洋行早期在華發展

怡和洋行起源于19世紀初期的義和商行,憑借與廣州十三行的貿易往來,由小到大,不斷發展,后成為著名國際財團。怡和洋行檔案中一件1832年義和館租約,記錄了怡和洋行在華發展的重要節點,移錄如下:

立批約洋行會館。今有公受東生行義和館一間,深進大陸,租與港腳美士渣典居住,每年租銀六千五百元。言明遞年十二月內交收清楚。租賃以三年為期。期滿另議,再換新批。因東生行原欠美士渣典銀六萬五千元,今公議分限三年,各行代為清還。自道光十一年十二月起,頭期還銀二萬三千元,十二年十二月還銀二萬一千元,十三年十二月還銀二萬一千元。此館遞年即照還過銀兩數目交租,十二年十二月應交租銀二千三百元,十三年十二月應交租銀四千四百元,十四年十二月應全交租銀六千五百元,毋得拖欠。倘期內拖欠租銀,會館即將此館取回租與別人,不得占住。如美士渣典不租,先一個月通知會館另租別人。館內瓦面墻壁破爛,樓閣門扇被白蟻食爛,俱系會館修整。館內門扇,三年油一次,亦系會館支理。其墻壁上蓋年年粉飾,俱系美士渣典自行支理,與會館無涉。自租之后,不得攜帶夷婦在館內居住,又不得囤儲違禁貨物。如違,會館立即取回,毋得異言。今立批約二紙,各執一紙為據。

道光十二年三月

同孚行、怡和行、廣利行、東裕行、中和行、萬源行、天寶行、興泰行、順泰行公立

“美士渣典”為“Mr.Jardine”之譯音,即為英商查頓洋行的創始人查頓。東生行為“十三行” 之一,行商劉德章,號章官。義和館為東生行物業,租賃給查頓作為商館。為之擔保的同孚行(行商潘有度)、怡和行(行商伍元華)、廣利行(行商盧文錦)、中和行(行商潘文濤)、東裕行(行商謝嘉梧)、萬源行(行商李應桂)、天寶行(行商梁經國)、興泰行(行商嚴啓昌)、順泰行(行商馬佐良),則是1832年存在的幾家行商,共同為東生行擔保。正是憑借這份租約,義和館成為怡和洋行在廣州活動立足之地,怡和洋行開始了在華發展。

1834年,隨著世界貿易的完善與興盛,英國進口中國貨物的利潤顯著增加,轉而在歐洲市場中化解在中英貿易中的入超,并在轉口貿易獲得了更大的利潤。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華貿易特權終止后,以怡和洋行查頓為代表的英國散商逐漸控制了兩國貿易,此后的中英貿易實際就是英印散商的對華貿易。由于散商與“行外商人”貿易范圍和數額迅速擴大,導致行商地位更加衰落,最終在鴉片戰爭爆發后,獨攬對外貿易近百年的十三行走向了終結。

(二)提供了研究廣州十三行的文獻寶庫

20世紀以來,廣州十三行的研究取得豐富成果,但是檔案史料的缺失仍是研究深入的瓶頸和障礙,影響對十三行運行體制、起源名稱、行商貿易等領域深入研究。怡和洋行中文檔案提供了一個新的史料寶庫,對促進十三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僅舉三例如下:

1.細化行商研究

十三行是由諸多行商組成的商會組織,行商人物是十三行研究的主體內容。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之《廣東十三行行名、人名及行商事跡考》,記述歷年中外文獻所載洋行39家,茶行1家,對十三行行商的數量、行名、人物的由來及其變化進行了陳述。遺憾的是除少數行商內容較為詳

 Jardine?。停幔簦瑁澹螅铮睢。粒颍悖瑁椋觯澹ǎ停印。剩停?,1832,H/2/3/3,Department?。铮妗。停幔睿酰螅悖颍椋穑簦蟆。幔睿洹。眨睿椋觯澹颍螅椋簦。粒颍悖瑁椋觯澹?,Cambridge?。眨睿椋觯澹颍螅椋?/span>ty?。蹋椋猓颍幔颍?/span>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二篇,第三章,“廣東十三行行名、人名及行商事跡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304頁,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細,大多數行商只是個別史料羅列,無法得見全貌。時至今日,有關行商研究的成果仍差強人意,僅同文行(同孚行)潘家、天寶行梁家有研究著作和論文成果;怡和行伍家、廣利行盧家受到較多學者關注。此外泰和行顏家、義成行葉家、達成行倪家、萬成行沐家、興泰行嚴家只在研究中涉及。其余的行商往往只列有行名和行商名字,沒有詳細資料和研究成果,十三行研究存在大量空白領域有待填補。

在怡和洋行中文檔案中保留了豐富的契約、收據和其他商業票據,披露了諸多行商與外國商人商業往來的時間、地點、品種、價格、方式等細節,以及商行倒閉和商欠的相關記錄。此外,還發現了新興行、隆和行、昌順行、怡昌行、和源行、恒益行等十幾家以往沒有提及的新的商行資料,為廣州十三行商會組織增加了新的成員,亦為行商研究提供了新的線索。

2.填補十三行印章領域空白

印章在中國傳統社會具有體現身份、權力的功能,但是學界對于“十三行”有無印章尚無證據和研究成果。值得慶幸的是,怡和洋行中文檔案保留的大多是正式商業文書,文中大都鈐有印章,因而保存了眾多十三行相關印章。最為常見的是各行商的用印,如同文(孚)行、怡和行、天寶行、西成行、同泰行、福隆行、廣利行、東生行、順泰行、東興行、孚泰行、同順行、廣順行、麗泉行、仁和行、東昌行,以及新見的新興行、隆和行、昌順行印章等。最為重要的是,1832年義和館租約中有十三行商會組織的印章———“外洋會館圖記”。而在同年另一件檔案中,不僅鈐有“外洋會館圖記”的印章,還有九家行商的畫押印章。簽字簽押是中國傳統社會民間及官方常見的文書形式,這是十三行畫押印章的首次發現??梢?,這批檔案可填補十三行印章領域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3.為研究行外商人對十三行體制的影響提供重要線索

從怡和洋行中文檔案可知,怡和洋行不僅與十三行行商進行貿易,還與眾多的行外商人保持貿易關系。這些行外商人分布于廣州、福建、香港等地,主要商鋪有安記、塵茂利記、成號瑞記、福和號、福泰號、高利治、廣常泰、和棧、廣真源記、煥記、金順興、祺記、權記、松盛、協成等。怡和洋行與行外商人貿易顯然違反了當時的貿易制度。其時,保商制度是行商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種制度,其實質是將保甲制度移用于中西貿易,由行商承擔繳納稅餉和管理約束外商的責任,貫徹清政府制“夷”防“夷”的政策。清政府規定,外商必須與保商進行貿易,保商必須對外商稽查管束。然而,從怡和洋行檔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商除與保商進行貿易外,亦與行外商人進行了廣泛的貿易。這就需要重新審視清代中外貿易的實際運行體制。這批檔案為研究中國行外商人對十三行體制的影響提供了重要線索。

(三)拓展了鴉片問題研究的豐富史實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由獨立的封建國家逐漸演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英國商人威廉·查頓與詹姆士·馬地臣從事鴉片貿易,怡和洋行中文檔案即是鐵證。1828年,中國鴉片商李結坤的信函及所附貨單,拓展了這個領域的詳細史實。字稟:

 黃啟臣、梁承鄴:《廣東十三行之一:梁經國天寶行史跡》,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潘剛兒、黃啟臣、陳國棟:《廣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潘劍芬:《廣州十三行行商潘振承家族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

 冷東等:《廣州十三行歷史人文資源調研報告》,廣州出版社2012年版。

 參見冷東、羅章鑫:《“外洋會館圖記”之發現暨“十三行”正名考》,《古代文明》2018年第3期。

 Jardine?。停幔簦瑁澹螅铮睢。粒颍悖瑁椋觯澹ǎ停印。剩停?,H1/50/1—3.

孖地臣大東家得知,茲唐人至到望咪所看,埠內上頂白盆鴉片甚少,番楂次貨甚多,是以貨來惡買,共成買得一百一十五件。再說白頭行占時治知貨乃是上山買來的,不是埠頭挑損的,聞他說道叫我唐人挑損煙色標致煙未深濃,不論個頭皮殼好丑無訪,共成挑的六百〇九件。是以本行貨來少,白頭行貨來多,兩行合共得七百二十件。箱外有千字文為號,內有圖書為記,便是我唐人所看的。信內并有貨單二紙付回東家親看。特字付來,以免疑惑可也。

李結坤付

鴉片商李結坤以恭敬的口吻稟報走私販運鴉片的情形和鴉片貨單,而這位“大東家”就是詹姆士·馬地臣,即信中的“孖地臣”,其在黃埔、伶仃洋等地瘋狂走私鴉片,通過分贓利潤、重賄收買等手段,勾結中國煙販,腐蝕官吏兵丁,企圖建成一個以伶仃洋為中心,海陸相連的全國性販毒網絡,曾先后被兩廣總督阮元和林則徐驅逐出境。

李結坤在信中首先提到購買運輸鴉片的地點為“望咪港”,即是印度的孟買港。李結坤解釋,在望咪港港口看到的上等鴉片很少,質量很差,所謂“番楂次貨甚多”應該就是一些國家的劣等鴉片,因此只是買到了115箱。李結坤又解釋為何白頭行“占時治”買到了609箱鴉片。因為占時治不是在望咪港買的鴉片,而是深入內陸鴉片產地,而且不論成色好壞、個頭大小一律購買,所以本行(坤記)貨少,白頭行貨多,兩行一共合計購買720箱。為了逃避檢驗走私鴉片,最后李結坤匯報走私暗號是箱子外邊以“千字文”為號,內有圖書為記,可謂設計良苦。

李結坤聯手巴斯鴉片商人,前往印度鴉片產地,購買鴉片并走私入境,打破了以往中國商人只是在中國境內接應銷售鴉片的看法,令人對19世紀鴉片走私的模式方法有了新的認識。

信中出現的另一個人物“占時治”,即是巴斯鴉片商人Jamsetjee。巴斯(Parsee或Parsi)是指波斯人的后代,信奉瑣羅亞斯德教,又稱拜火教。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后,部分人口移居印度蘇拉特、孟買等地,被稱為巴斯人。鴉片戰爭前夕,有些巴斯人跟隨英國商人來華貿易,因為拜火教徒頭纏白布,也被粵港民眾稱之為白頭摩羅,活躍一時的巴斯商人被稱為白頭。他們曾是廣州十三行的???,人數占來穗外商的三分之一,以貿易和金融借貸聞名。在澳門有以巴斯人命名的白頭馬路;其后巴斯商人移師上海,開設的銀行和商行也稱為白頭洋行或者白頭行。占時治開設的商行即為白頭行。

這封書信格式上很有特點。李結坤依附于外國鴉片資本,建立了自己的商行“坤記”從事鴉片走私貿易,并蓋有兩枚印章。長方形印章印文“坤記圖章”、半月魚型印章印文“吉祥”,在數額、品種等關鍵內容皆蓋以印章,說明當時鴉片走私貿易等級精細繁多,具有規?;?、程序化的特點。

除信件正文,還附有兩頁的鴉片清單,詳細注明了這批走私貿易的數量、等級、價格等細節。

“占時治”白頭行的貨單內容,為1828年11月22日到次年2月17日期間所購買的609箱、14個字號的鴉片。李結坤“坤記”貨單包括1月28日至2月4日期間所購買的115箱、2個字號的鴉片。這些不同批次的鴉片以中國傳統的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分類,每類下邊又分上、中、下等級,可謂用心良苦。

這件書信的用紙也很有特點,信件正文用白色綿紙書寫。而鴉片賬單則仿制烏絲欄記賬用紙且是手工尺子加硬筆手繪的早期銀行賬本格式,上下分成兩欄,每欄又豎分為18行,便于記載種類多樣、數字繁多的鴉片賬目。

怡和洋行中文檔案中還保留其它大量有關鴉片貿易的文獻,如巴斯商人的信函、怡和洋行與粵海關官員的往來書信、有關鴉片貿易的信函票據等等。對其發掘研究,會大大深化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等領域的研究。

① 郭德焱:《清代廣州的巴斯商人》,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92頁。

(四)保留了商館變遷原始契約

怡和洋行中文檔案H2系列中,保留了1766—1868年之間的法律文書35件,尤其是諸多買賣雙方都是中國人的房產契約。在房產契約中,交易額最大、與怡和洋行前身義和行的關系最為緊密的是廣州十三行街洄瀾橋房產買賣文書17件,還有出售及出租廣州十三行之東生行物業的文書4份。清政府禁止外國商人自行建造房屋或者購買房產,由廣州十三行建造并管理商館區,租賃給外商使用。地域范圍“北以十三行街為界,南以珠江岸為界,東以西濠為界,西以聯興街為界”,占地約51000平方米。房屋豪華氣派,富有建筑特色,成為清代廣州對外經濟、文化交往蓬勃發展的城市地標,引起中外人士的普遍關注,積久而成為人們普遍使用的地域名稱。而洄瀾橋即是當年商館區的核心位置,也是各國商行商人租賃的主要區域。這些房產契約為商館區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

1.見證商館建筑規格

清代廣州傳統房屋結構由院落組成,每個獨立的院落有正房、廂房、下房、雨廊等。每個院落有前門和后門,分別與其它院落連接,稱為一進一出。一處房產擁有幾個這樣的院落,就稱為幾進幾出。洄瀾橋房屋的規格均十分宏大,如1766年買賣的房屋深九進,闊71桁?!拌臁敝阜课莘苛洪g橫木,一般沒有具體寬度,只有等級規格區分。廣州民居桁寬度一般為24公分,寺廟一桁寬度為26公分。按此估算,本座房屋寬度約為1704公分,即為17米寬。1776年作為商館買賣房屋的規格為深十一進,前門左右鋪面2間,前五進每闊59桁,中二進每闊63桁,后四進每闊79桁;

1828年買賣房屋正間深四進,頭進闊23桁,后三進每闊59桁;1832年東生行租給怡和洋行的義和館縱向六進結構,都是深宅大院。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商館不同于傳統平房,而是廣州最早的三層西式建筑。1766年房屋買賣契約因為征稅需要,還記載了房屋面積為“該上稅一畝八分六厘零九絲四忽”,約為1300平方米,三層樓建筑面積則達到3900平方米。加上這些房屋位于廣州核心商業區,“東至西濠邊為界,西至聚豐行右邊墻心為界,前至官街,后至海邊石馬頭[碼頭]石基外,所有四圍墻壁、磚瓦、木石、樓閣、板障、窗欞、門扇、連地等項,一應俱全”,“每進上樓下房,后進水亭,各進門窗板漳[障]、天井石砌,一切俱全。東至河滘,西至顏宅,行墻心為界。前至官街,后至官河,四至明白”,可以稱為清代廣州的“豪宅”了。

2.保留珍貴商業文書

清代行商從事房屋買賣的契約,保存至今日者相當珍貴。四川宜賓縣檔案館曾發現一件清代1805年的房屋買賣契約,成交價白銀73兩。廣州從化發現一件1783年賣屋契約,成交價白銀5兩。而這批洄瀾橋房屋買賣契約,成交價少則白銀5000兩,高者白銀19500兩,數額巨大、格式嚴謹、前后聯系、內容豐富,是極為罕見的文獻珍品,反映出以下特點:

(1) 嚴謹的購房程序。在契約中經??吹健跋日俜坑H人等各不承買,次憑中人溫文洽問至蔡宅承買”,“先召房親人等,各不愿受,次憑中友引就與潘宅承買”,“先召房親人等,各不愿售,次憑中友潘君碩引至東生大寶行承買”等字句,這就是中國古代持續一千多年“求田問舍,先問親鄰” 的限購政策,以避免房屋買賣糾紛,保護宗族財產不流失。

(2) 成熟的金融體系。這批洄瀾橋房屋買賣契約,成交價動輒白銀5000兩、7000兩、9000兩,最高者白銀19500兩,其單獨房屋交易數額之巨,是中國傳統社會民間金融交易不常見的,表

 曾昭璇、曾新、曾憲珊:《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歷史地理》,載唐文雅主編:《廣州十三行滄?!?,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年版。

 漳”字應為“障”,板障為房屋內木制結構。

明清代中期廣州十三行商館區存在著非?;钴S的房產交易活動和成熟的金融交易系統。契約中對其規定非常嚴格,“還實時價銀九千兩,司馬花錢色,連簽書、洗業一應在內。三面言定,二家允肯,就日當中寫立賣契,其價銀即日驗明收足,并無少欠”,“實接到行鋪價銀九千兩”,“還到行價銀一萬五千兩銀,艮水花不司碼,連簽書、洗業、折席、花枝一應在內,二家允肯,即日當中三面立契。其銀的系璋親手接回,銷驗明白,并無低偽短少,其行亦即日當中交與潘宅掌管,另自批租永為己業”,“上平兌足老司碼平”等條款。說明盡管數額巨大,存在中國白銀和外國銀元兌換等問題,但是廣州已經發展出來成型熟練的金融交易市場和專業人才,能夠從容應對交易。

(3)濃厚的傳統特色。在1828年房屋買賣契約中,可以看到“實地價成面成元洋錢七千大元,每元〧〡〥,上平兌足老司碼平”字樣,使用的還是中國特有的商業數字“蘇州碼”?!疤K州碼”是南宋時期從算籌中分化出來的一種進位制計數系統,因其最早產生于蘇州,故稱“蘇州碼”?!疤K州碼”使用特殊符號來代表數字,漢字計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相對應的蘇州碼子符號分別為“〡、〢、〣、〤、〥、〦、〧、〨、〩、十”。契約中的“〧〡〥”即 “715”,說明一千元外國銀元兌換中國白銀715兩。在英國看到的檔案中,還有大量以此花碼記載的賬目往來。這說明在保留傳統金融特色的基礎上,廣州十三行逐步近代化的中外貿易結算方式成為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交流的重要一環,其演變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融入世界金融體系的過程。

3.見證了十三行部分商館的盛衰變遷

洄瀾橋房產位于十三行街的東端,占據了清代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重要一隅。從這套房產檔案看,每一次契約變更主人,便意味著出售商鋪的行商破產或衰落。房產主人的更替,見證了商館的盛衰變遷。

潘家購買蔡家在十三行街洄瀾橋房產原本共有十一進,其中六大進后來歸義和夷館;而義和夷館的六大進房產于1808年8月3日賣給了西成行,余下深四進的棧屋及左右兩間鋪由潘培春堂“晉孚行”經營管理。

1825年,晉孚行因在火災后無力修繕,被迫把商鋪賣給了東生行。東生行劉德章(商名章官,

英文稱Chunqua)祖籍安徽,于1794年開始當行商,1825年劉德章病故,行務由長子劉承澍接充。1827年,劉承澍負債甚巨,申請退商,把東生行股份出售給英官(Inqua),其子與英官共同組建新行,但行號仍為東生行。次年,英官發現東生行財產估值過高,提出解除合伙責任(獲準與東生行解除合伙責任后,英官在該行繼續擔任管理職員)。東生行陷入困境,為償還債務,被迫交出了大部分的房屋、倉庫的地契。英國東印度公司委員會因“不能任由東生行倒閉”,于1830年2月召回劉承澍。但東生行終究無力回天,不久便倒閉了。

洋行會館的一份租約顯示,東生行倒閉后,其“義和館”被“公受”,可知東生行不僅接手了潘培春堂晉孚行的房產,還把與之相鄰的義和館也購為己有。潘培春堂的賣契中沒有注明西成行何時把商鋪賣給東生行,據筆者考證推測,西成行是在1822年至1825年之間把商鋪賣給了東生行。西成行創辦于1804年,行商黎顏裕于1808年購買了深六進的“義和夷館”。1815年,黎顏裕身故后,由其弟黎光遠接替行務。至1822年,西成行已欠債甚巨,“遞年虧折,積至道光五年共欠進口

 通“銀”,清代廣州房屋買賣契約術語及白銀貨幣單位及質量。

 此義和夷館是否由潘家經營尚有待于考證。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269頁。

 Morse,Hosea?。拢幔欤欤铮?,The?。茫瑁颍铮睿椋悖欤澹蟆。铮妗。簦瑁濉。牛幔螅簟。桑睿洌椋帷。茫铮恚穑幔睿。裕颍幔洌椋睿纭。簦铩。茫瑁椋睿?,1635—1834,VolumeⅣ,Oxford,ClarendonPress,1926,pp.150,199,200,221.

關餉及捐輸河工各款銀一十四萬九千七百六十九兩零,又陸續積欠港腳、花旗各國夷人貨價銀共四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兩零;經先后查出飭縣究辦,除查抄家具估變備抵外,尚欠餉項及夷賬共銀六十一萬八千九百四兩零”。因此,西成行的房產最晚于1825年被變賣抵債。1828年,黎光遠因西成行破產被充軍伊犁。

讓人遺憾的是,購買了西成行“義和夷館”的東生行也只是曇花一現,迅速倒閉。1832年三月,東生行倒閉后的債務6500兩由同孚行、怡和行、廣利行、東裕行、中和行、萬源行、天寶行、興泰行、順泰行代為歸還(分三年還款),這9家商行,遂把“東生行義和館”聯合出租給美士渣典(William?。剩幔颍洌椋睿澹?。十三行街的這家商鋪,從最初經營的溫家轉賣給蔡家,又輾轉于同文行潘家、西成行黎家、東升行劉家,隨著十三行的衰落,最終流落到外國人手中,成為了英國著名的怡和洋行創辦者美士渣典發家的商鋪,讓人唏噓不已。

總之,這些洄瀾橋房屋買賣契約原件保留在英國怡和洋行檔案,說明外國商人和外國資本對廣州商館區的重視,也不排除怡和洋行以其它方式滲透進入商館區房地產收購活動,即由行商們建造,產權歸行商所有,甚至西方商人帶來了圖紙,讓行商按他們的意愿建造和裝飾房子,“行商遇到困難,公司資助行商建設夷館?!?sup>至于外國商人有無暗地操作進行房屋買賣行為,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怡和洋行管理機構和劍橋大學圖書館為查閱檔案提供了優質服務,如允許拍照、網上資源更加豐富便捷等等,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怡和洋行中文檔案的豐富內容和寶貴價值。

【項目說明】本文系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廣州十三行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變化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7AZS010;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廣州十三行中外檔案文獻整理與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8ZDA195;2019年《廣州大典》與廣州歷史文化研究資助專項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277—278頁。

 Jardine?。停幔簦瑁澹螅铮睢。粒颍悖瑁椋觯澹ǎ停印。剩停?,H/2/3/4.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353頁。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3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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