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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縉紳錄》記載的準確性及其史料價值
作者:陳必佳 責編:

來源:中華文史網  發布時間:2020-10-14  點擊量: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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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各類歷史數據庫建設的進行,近年來對于清代《縉紳錄》的開發利用又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香港科技大學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團隊將《清代縉紳錄集成》為主體的各種縉紳錄錄入為量化數據庫,并將按時段分批次在香港科技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的數據共享平臺上免費開放下載使用。學界目前對《縉紳錄》史料價值的探討主要有正反兩個陣營,正面的從《縉紳錄》的刊刻印行的制度、流程角度,認為縉紳錄可信;a反面則對縉紳錄所載的具體內容進行了考證,得出《縉紳錄》所載具體官職信息存在大量錯漏訛誤的結論。


《縉紳錄》由于版本眾多,更新頻繁,對于內容的準確性學界一直存在質疑,但尚未結合體例版本展開過系統全面的論證分析。例如張瑞龍的《清代縉紳錄史料價值的檢討—以所載 “各省額中舉人名數”為例》一文b,通過考證部分坊刻本各省舉人額中名數信息的準確度,指出《縉紳錄》的內容存在錯誤,并提出張仲禮的研究中因參考該部分內容造成了對清代舉人數量估計的偏差,但文章并未對“額中舉人名數”該項內容在縉紳錄中的出處和位置,就不同版本進行討論和說明。另有吳佩林和萬海蕎在《清代州縣官任期“三年一任”說的質疑》一文中專設了一個章節比對縉紳錄和南部縣檔案中官員任期的問題c,該節忽視了縉紳錄的季節是出版時間,其所反映的當為三個月前的職官情況??梢?,在利用《縉紳錄》時必須首先對材料本身的一些特性做出分析,否則容易造成對史料的某些誤讀。

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康文林和李中清主持的以《清代縉紳錄集成》為主體材料的量化數據庫錄入已經進行了數年,d類似“額中舉人名數”這樣僅僅出現在一部分坊刻本序文的附加制度性信息,并不包括在數據庫中。數據庫目前更名為《中國歷代官員量化數據庫—清代》

(China Government Employee Dataset—Qing, CGED-Q)。為學界理解和利用《縉紳錄》提供更多的背景知識,本文在翻閱所有《清代縉紳錄集成》中各冊縉紳錄的內容結構的基礎上,擬從清代縉紳錄的體例、版本,官刻本坊刻本內容的異同出發進行探討和說明,同時重申將《縉紳

a      對于《縉紳錄》史料價值的探討,持肯定意見的研究主要從縉紳錄的信息來源及編寫的制度、流程出發,主要包括闞紅柳、劉錚云的文章,可參闞紅柳《清代縉紳錄的內容、特點與史料價值研究》(《清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縉紳錄的閱讀與清人百態》(《清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劉錚云《按季進呈御覽與清代縉紳錄的刊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7 本第 2 分,2016 年。

b     《清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c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3 期。

d     任玉雪等:《清代縉紳錄量化數據庫與官員群體研究》,《清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

錄》錄入為量化數據庫在量化研究方面的獨特性和潛力。

一、清代《縉紳錄》及其體例介紹

《縉紳錄》是記錄在任職官信息的專書,按季更新,至清朝中期開始流行,在吏部刊刻官方刻本《爵秩全覽》,同時有大量民間書坊適應市場需求,大量出版印行,書名多為《大清縉(搢)紳全書》《爵秩全函》等,這些由京師各書坊出版的縉紳錄通常稱為坊刻本,坊刻本通常還印行武職官員名錄,稱《中樞備覽》。以上官方和非官方的刻本,不論記錄文武職官員,統稱為縉紳錄。另外,以往鮮有提及的記錄內務府官員名冊的《內務府爵秩全覽》,在光緒末年至宣統年間的官方刻本中,也逐漸成為定例附于《爵秩全覽》之后,也應算作縉紳錄。對于清代縉紳錄的主體內容和史料價值,以往已有不少學者專文探討。a

縉紳錄是古代官員任職信息的按季出版的名錄,作為吏部官方刻本的《爵秩全覽》,由吏部文選司負責更新編撰,其主要作用是供皇帝查閱和京師各部在日常政務中參閱相應人員,劉錚云在其文章中對官方版本按季進呈御覽的特點進行了詳述;b到了清代中后期,隨著坊刻本的流行,京師的書坊都試圖在序文部分添加更多的參考信息,為購買者翻閱時作為參照。對于坊刻本的信息來源,闞紅柳通過多方面的文獻查閱指出,由于縉紳錄更新周期短,其信息來源應與官刻本不同,推測很有可能來自于吏部稽俸司發放官員俸祿的名單。當然也不能否認各書坊有其特殊渠道獲取信息。c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光緒年間的官刻本從四卷增加到六卷后,d新增的二卷往往被稱為《新增爵秩全覽》,頁數較少,其中一卷就是官制信息,與坊刻本的卷首內容略同,包括欽定吏部則例官階品級、欽定吏部則例赴任憑限、欽定大清會典驛站路程、欽定職官總目、欽定吏部則例王公百官接見禮儀等,與坊本卷首收錄的內容略同,但并沒有“各省額中舉人名數”的記錄。另一卷則開列軍機處、會典館、神機營各部的官職信息。此外《清代縉紳錄集成》收錄的《縉紳錄》中,從光緒三十四年夏開始至宣統末年的《爵秩全覽》,共計十二個版本季節在最后附有《內務府爵秩全覽》,開列內務府官員任職信息。

從《縉紳錄》的體例和內容來看,出現在坊刻本卷首凡例之后的制度性介紹未必是實時更新的。張瑞龍的文章《清代縉紳錄史料價值的檢討—以所載“各省額中舉人名數”為例》可能會對部分不熟悉《縉紳錄》的讀者造成了一定的誤導?!犊N紳錄》從其產生開始就一直是記載在任官員信息的名錄,同時通常會注明任職官員的出身以區分其入仕路徑,并非與科舉直接相關的材料,因此從《縉紳錄》作為史料的特性看,并不具備用于鄉試舉人中額研究的條件,不應將部分坊刻本增添的制度性內容作為可靠的史料進行研究。文章討論的“額中舉人名數”僅存在于部分坊刻本序文凡例處的制度性介紹內容中,是書坊為消費群體提供的參考信息,以此質疑《縉紳錄》內容的準確性未免以偏概全,同時文章中未提及官刻本,而官刻本《爵秩全覽》中完全不包括各省額中舉人名數這項內容。e

a      學界關于清代《縉紳錄》的討論,可參張英宇:《清代縉紳錄略考》,《文獻》      1984 年第 1 期;闞紅柳:《清代縉紳錄的內容、特點與史料價值探析》。

b     劉錚云:《按季進呈御覽與清代縉紳錄的刊行》。

c      清史所田浩然博士對于官刻本和坊刻本縉紳錄內容,與其他同官錄、檔案史料進行比對,發現官刻本和坊刻本的實時性和準確性都非絕對,部分個例中官刻本更新更及時,但也有大量坊刻本信息更準確的例子,也印證了官刻、坊刻本信息來源不同的推測。

d     僅就《清代縉紳錄集成》收錄的《縉紳錄》而言,這一變化出現在光緒二十一年春以后的部分《爵秩全覽》中。

e      根據我們對已錄入縉紳錄數據的分析,舉人出身的官員在京官中比例微乎其微,而在地方非旗人官員中也只占到五分之一左右,其數量與清代龐大的舉人群體相去甚遠。


該文詳細考訂的“各省額中舉人名數”信息,出現在坊刻本第一卷開篇的制度性介紹的最末,占三至四行版面,但未在該卷扉頁的目錄中提及。下面就筆者統計和參考的《清代縉紳錄集成》中所收錄的實際情況進行說明。

1  《清代縉紳錄集成》所收錄縉紳錄版本及包含額中舉人數統計

是否有各省額中舉人名數信息

坊刻本

官刻本 *

總計

111

0

111

10

83

93

不明

2

0

2

總計

123

83

206

說明:關于官刻本的定義,只有當縉紳錄封面標題為《爵秩全覽》并且內頁沒有相關出版書坊信息時,上表分析中才將其歸為官刻本。部分縉紳錄雖封面為《爵秩全覽》,但扉頁內仍用《大清搢坤全書》作為標題,且有“榮錄堂”等出版書坊的信息,仍認定為坊刻本。

可以看出,《集成》收錄的 206 季縉紳錄中,有 83 季為官刻本《爵秩全覽》,其余為坊刻本。123 季坊刻本中,又有 12 季并未包含各省額中舉人名數這樣的信息,其中兩季是因封面序文部分缺失,具體原版是否包含該項內容尚不明確??梢婎~中舉人名數的信息即使在坊刻本中,也并未成為體例。官刻本更是從未包含這項信息。上表所包含的坊刻本中,以榮錄堂和榮祿堂所刊刻本最為多見,分別占到 33 和 17 季,其余常見的書坊刻本包括榮寶齋、榮晉齋、榮錦堂、斌升堂等,共計各類書坊版本有 28 家。

《縉紳錄》被不少學者用于職官研究的參考資料,最大的特點和寶貴之處在于其按季更新的時效性特點。但是需要指出,官員的任免升轉變動頻繁,無論官方還是非官方的刻本,封面所載的季節都是刊刻印行的季節,而非實際官員在任的季節。而吳佩林和萬海蕎的文章中,顯然將縉紳錄中記錄的時間直接當做是官員在任的時間,忽略了縉紳錄的出版季節實際反映的是官員三個月前的實際任職狀況這一事實。所以其得出的結論認為《縉紳錄》中所載州縣官任職信息存在的問題尚有商榷余地。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在縉紳錄量化數據庫的錄入中,并未將凡例以及各省疆域、養廉銀等附注性信息錄入,如有需要的使用者可以依據所載版本季節信息,根據原版另行查閱。筆者對嚴謹考證史料可信度的做法表示高度的肯定和認同,希望通過對史料的討論加深我們對材料本身的理解,避免在研究利用時犯錯,對《縉紳錄》這樣的版本眾多又按季更新的史料,我們更應從材料本身的信息來源和刊刻過程出發,思考不同部分內容的可靠性。

二、縉紳錄官刻本與坊刻本的異同

坊刻本的《縉紳錄》,通常封面為紅色,a標題以《大清搢紳全書》者最為常見,面或內頁封面皆會標明出版書坊,且不少會格外注明書坊在京都琉璃廠的地理位置。同時坊刻本會標注發售日期、文武搢紳,大小搢紳四種的價格。b坊刻本的卷首部分增加了大量混雜的信息,包

a      《清代縉紳錄集成》為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縉紳錄的翻印版本,大多數并未還原封面原貌,而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縉紳錄大多都已電子化并可下載 pdf 彩色電子版,可以看到封面確實都為正紅色。闞紅柳曾提及時人對于士人爭相研讀“五色書”而不顧實政的批評,見《縉紳錄的閱讀與清人百態》。

b     不少存世《縉紳錄》或由于紙張質量和保存條件的關系,封面部分皆不完整,就《清代縉紳錄集成》所載各季縉紳錄而言,筆者見到的印有價格信息的坊刻本僅《清代縉紳錄集成》中第 48 卷光緒十四年夏榮堂版《大清搢紳全書》,載有

白紙文搢紳 每部市白銀六錢四分,白紙武搢紳三錢二分,袖珍文搢紳三錢二分,袖珍武搢紳一錢六分”。

括第一冊敘序、凡例、欽定吏部則例官階品級、欽定吏部則例赴任憑限、欽定大清會典驛站路程、例給封典、終養丁憂、加級紀錄、欽定職官總目、戶部差務、工部差務、欽定禮部則例王公百官接見禮儀、新官借支養廉銀數目、各省額中舉人名數和地圖等。a上述內容基本上來自于清朝官方的各類政書,對尚未入職或初次為官的新人來說尤為重要,可以算是官員的職場指南,這些人也是《縉紳錄》的重要讀者群體。而官刻本《爵秩全覽》的開篇從未羅列任何凡例內容,通常封面之后直接從宗人府衙門開列京師各部官員官職姓名等信息。

僅就《清代縉紳錄集成》中收錄的 206 季縉紳錄來看,縉紳錄的體例,無論是官刻本還是坊刻本,都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發展演變的過程。乾隆嘉慶時期的縉紳錄,《集成》中收錄的都為坊刻本,部分在開頭增加了養廉銀、銓選則例、全國各省輿地圖等信息,地圖說明“悉遵欽定一統志疆域”,說明書坊在刊刻之時并未有意將此類附注性內容作為實時更新的參考。而最早的坊刻本并非悉數增添“各省額中舉人名數”這一項信息,僅從乾隆三十年春寶名堂刻縉紳全書開始,增加了該項內容。與此同時,嘉慶二年冬季以后的縉紳錄中,均未看到有收錄全國地圖。而到了光緒末年至宣統時期的爵秩全覽中,所開列的軍機處官員逐漸從《新增爵秩全覽》轉移到了所有官職信息的最前面。

清代出版《縉紳錄》的書坊眾多,之間的競爭不言而喻,書坊在出版《縉紳錄》時,職官變換的最新信息和準確性是核心競爭力,但所有信息來源于吏部和兵部,書坊僅能忠實記錄,各個書坊并不能追求與眾不同。為了增加本坊版本《縉紳錄》的吸引力,添加一些官制的制度介紹,就成了各種坊本的特色。如果仔細地閱讀這些坊刻本卷首收入的各種信息,會發現不同的書坊收錄的信息并不相同,詳略亦不同。這些信息可能從最初收入開始,陳陳相因,并沒有及時的更新。究其原因,這些參考信息本身就不是《縉紳錄》的正文內容,并非來自于吏部和兵部發布的職官變動和銓選信息,故沒有機制促進這些收入卷首的內容及時更新。所以,研究者在使用《縉紳錄》時,要注意到卷首收入的制度性參考信息和正文的區別。


三、關于《中國歷代官員量化數據庫—清代》

《中國歷代官員量化數據庫—清代》的錄入工作已經進行了數年,目前《清代縉紳錄集成》部分的錄入已經接近尾聲,此外李康研究團隊也充分利用海內外各大圖書館的資源,搜集整理清代縉紳錄的目錄和版本,根據獲取印本的難易程度排列錄入優先順序,力圖最大程度地保證錄入數據在時間覆蓋上的連續性,并逐步開放給學界。該量化數據庫的特點是:首先,該數據庫不同于人文學科領域常見的史料型數據庫,并非以關鍵詞檢索的方式進行使用,而是與社會科學領域常見的數據庫一樣,提供數據格式的下載,并可以導入到各類分析軟件進行量化分析。b其次,出于數據庫建設和使用方面的考慮,并未將僅見于坊刻本序文中參考自《大清吏部則例》《大清一統志》部分的附加性內容錄入,該部分嚴格來說并非《縉紳錄》所必備之內容,也不包括在數據庫中。最后,隨著錄入工作的開展逐步制定了相對統一的錄入規則,也將隨著數據庫的開放在《使用指南》中詳加說明,并對各類注意事項添加備注。c

a      例如《清代縉紳錄集成》中收錄的乾隆四十二年秋世錦堂《大清縉紳全書》,第一冊開篇收錄有全國并各省地圖,并注明悉遵欽定一統志疆域”。收錄地圖的縉紳錄多集中在清代中期和前期,嘉慶以后的坊本縉紳錄基本都不再刊刻地圖。

b     可參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數據庫與歷史研究》,《歷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梁晨、董浩:《必要與如何:基于歷史質量的量化數據庫構建和分析》,《社會》2015 年第 2 期。

c      數據庫的《使用指南》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錄入人員對錄入過程中遇到的各類例外情況進行了詳細備注,尤其感謝葛曉東先生對官刻本和坊刻本進行詳細比較后作出的總結報告。我們對光緒七年冬季的《爵秩全覽》和《縉紳全書》進行了橫向的比較,具體的結果也將呈現在任玉雪、陳必佳、郝小雯、康文林、李中清:《中國歷史官員量化數據庫——清代縉紳錄 1990 – 1912 時段用戶指南(2019)》中。


《中國歷代官員量化數據庫—清代》的應用需建立在了解縉紳錄本身的性質閱讀《使用指南》的基礎之上。a不可否認《縉紳錄》作為研究考證個別官員的仕途和任期方面,可能存在準確性問題和時間上的偏差,但是作為大規模量化數據庫進行群體性分析和研究,確實可以帶來傳統史學方法所做不到的一些發現,尤其在追蹤官員任期和遷轉等方面,還有更大的潛力值得開發。

論及關于舉人的研究,《中國歷代官員量化數據庫—清代》可以用于研究在官僚系統任職的舉人出身官員?!犊N紳錄》記載中對于旗人和非旗人官員的信息略有不同,絕大多數旗人官員并無科舉出身b,多只有旗分、爵位等信息,而非旗人官員基本都有相應的科名作為入仕為官的門徑。京師文官中接近六成的官員皆為旗人,而地方則以非旗人官員為主。對于絕大多數非旗人官員來說,縉紳錄中記載了區分民人入仕途徑的各類科舉出身,其中最常見的包括進士、舉人、監生、各類正異途貢生、蔭生,以及議敘、軍功、保舉等雜途出身。根據我們的初步統計顯示,僅有約五分之一的非旗人文官根據記載顯示是舉人出身,但考慮到數據庫的涵蓋時間長,連續性強,總量龐大,故可用于量化分析和研究的舉人官員總數仍舊非??捎^。c當然,可以想見,在任何時段,仍有大量擁有舉人科名而未進入文官系統任職的士人,因而他們都不會出現于縉紳錄的記載中。根據已錄入的數據庫記錄數分析,絕大部分舉人出身的文官在地方任職,占舉人文官總數的 90.17%(370,774 條記錄)。舉人出身的文官占到在地方任職的非旗人文官總數的 21.96%,占到京師任職的非旗人文官總數的 13.01%。以上分析中用到的是《縉紳錄》所載的文官入仕的最高科名,當然,擁有進士、貢生等科名的在任官員也可以同時擁有舉人科名,在此并未加入統計。我們目前正在對于舉人出身的文官的仕途進行系統的量化分析,并將結果與其他科舉出身的文官進行比較。同時,我們通過與錄入的鄉試同年齒錄數據庫進行匹配,增添年齡、家庭背景等相關維度,以拓展并完善量化分析的視域。

(本研究得到了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項目號 HK RGC GRF 16601718(康文林 PI)與 16602117(李中清 PI)資助與李康研究團隊各成員指正,特此鳴謝,尤其感謝任玉雪副教授對本文修改提供的建議。此外本文的撰寫和查看《清代縉紳錄集成》中收錄之各版本縉紳錄內“舉人額中名數”的初衷,是在李中清教授的指導下進行的,謹致謝忱。)

a      已發表成果可參任玉雪等《清代縉紳錄量化數據庫與官員群體研究》,《清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陳必佳等:《清末新政前后旗人與宗室官員的官職變化初探—以縉紳錄數據庫為材料的分析》,《清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b      從已錄入的《縉紳錄》來看,1850 年以前旗人官員有出身的比例不超過 30%,1850 年以后有逐漸增長的趨勢,直到1900 年以后各季《縉紳錄》中旗人官員有出身記錄的比例穩定在 60%左右,增長主要來自監生出身的比例。

c      截至到 2019 4 月初,CGED-Q 中包含 225,275 名非旗人文官的 1,999,488 條任職記錄中, 20.57% 的記錄數(411,208 條記錄)為舉人出身的官員,而同時 22.05% 的官員個體(49,671 名官員)是舉人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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