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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南邊疆發展史中的民族檔案述論
作者:楊 毅 責編:

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  發布時間:2019-08-20  點擊量:7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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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南邊疆民族檔案是民族國家建設與多民族文化結合的產物,在西南邊疆發展進程中,發揮著延伸記憶、延續歷史、催生新的文明的重要作用。文章運用檔案學、民族學原理,在梳理分析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起源與發展歷史的基礎上,對近代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形成做了較深入地研究,對西南邊疆民族檔案在近代民族國家建設中發揮的作用展開了比較專門化的討論。   


在我國今天的西南邊疆地區,歷史上留存下了大量反映本民族文化發展的有記憶價值的原始記錄,可謂卷帙浩繁、內容豐富。對此,自上個世紀60年代,學界和檔案管理部門視其為珍貴的民族檔案,從收集、整理、利用方面做了較深入研究,為從事西南邊疆歷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不過,反思學界長期以來對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研究歷程,也會發現檔案學界往往把這些民族檔案從民族文化中孤立出來做“標本化”介紹性研究,歷史學界和民族學界也常常據其所需截取片段的民族歷史檔案內容作為論證的材料,較少關注在西南邊疆發展史下的民族檔案的演變脈絡,以致在利用民族檔案時難免不能準確把握隱含在多樣的西南邊疆民族檔案背后的普遍性要素及整體性的因果關聯,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對西南邊疆歷史做更深入研究。

就以近代的西南邊疆歷史研究為例,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形成在沿襲了晚清以前歷朝歷代奠定的形成模式的同時,已較多地受到國家在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一系列國家整合措施的影響,在西南邊疆發展進程中具有了新的內涵。如果繼續采用以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研究視角來研究,已無助于人們通過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研究實現對中國歷史文化局部整體性的把握。既然如此,不妨調整研究思路,嘗試著從近代國家建設架構下的西南邊疆區域的視角,對西南邊疆民族檔案做一番新的探討。為此,筆者依據現存的漢文檔案文獻和少數民族檔案文獻以及田野調查資料,對近代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形成做一番探討,以期引起學界對此問題的關注和更進一步的研究,進而為當下最有效地開發利用好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為深化西南邊疆民族歷史研究提供新的路徑。

一、 起源與發展:近代西南邊疆民族檔案演變的歷史基礎

西南邊疆地區的民族檔案起源于各民族先民的結繩記事、刻契記事和繪畫記事等實物記事活動。這些實物記事檔案較長時間被保存、使用于西南地區,在一定范圍內已有約定俗成的作用。方國瑜先生在《滇緬南段未定界管見》及《班洪風土記》(上卷)中說:清初吳尚賢在云南佤族地區開銀礦,吳尚賢與當地佤族之間訂約就是采用將漢字書寫與刻木記事相結合的方式,即在一塊木板上刻契為憑,并書以漢文說明及日期。在上個世紀30年代,班洪的“錫龍散猛家中收藏吳尚賢與乃祖訂約之木契,立于乾隆八年(公元一七四三年)六月十二日,雖以墨寫,字跡間有磨滅,然其重要語句尚清楚可讀。土人重視此物一如愛護銀廠焉”。直到20世紀50年代,云南怒江州的傈僳族、怒族、獨龍族仍以結繩、刻契、特殊實物作為記事備忘、信約憑證的重要工具之一,且有所使用,有所保存。

自秦漢時期一直到清朝前期,西南邊疆的民族檔案一直存在著官方與民間兩條各具不同特征的形成路徑。這兩條路徑雖各不相屬,卻同為產生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重要方面。如果我們以民族檔案的形成為研究維度,則可以把這兩個方面統一在對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基本成分的闡述中。

總體上講,這一時期的西南邊疆民族檔案主要有歷代中央政府及派駐西南地區的各級管理機構產生的官府文書檔案、西南邊疆各少數民族內部管理產生的文書檔案、西南各民族在民間交往和文化傳承過程中產生的各類檔案。這些民族檔案的載體以紙質為主,兼有以骨質、葉質、牛羊皮、麻、棉、綢、草紙、土紙等材料作為書寫材料。所涉及的內容有國家政務、法律法規、民族事務、民族科技、宗教習俗、文學藝術、財務賬冊、經文典籍、世系譜牒、民族交往、民族調查等方面。其中,官府文書檔案作為歷代王朝統治西南地區的過程中形成的歷史記錄,雖然在各個朝代呈現出的文檔名稱各有不同而繁多,且大多散見于皇帝詔令文檔、臣工上奏文檔、官府行移文檔和專門文檔四類漢文檔案中,但論及數量及質量,在西南邊疆民族檔案中仍占有主體地位。

相較而言,西南邊疆各少數民族內部管理產生的文書檔案由于較多地受到當地生態環境、地域文化的影響而頗具特色。就以元、明、清時期的云南傣族土司的文書檔案為例,在改土歸流以前,西雙版納和德宏地區的部分土司政權既有中央地方政權組織的特征又同時保留著本民族傳統的政治生活形式,雙重的政權格局使傣族土司政權管理中出現了三類不同的文書檔案:土司政權上呈內地王朝及西南地區各級管理機構的文書檔案、土司政權內部使用的文書檔案、不相隸屬的土司政權之間形成的文書檔案。通常,這些文書制成后,土司首領除了蓋上朝廷發給的銅方印,還需同時蓋上代表自己身份的某一動物肖像形印章以示同意,文書方可生效。

表面上看,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形成主要分散在與西南邊疆事務密切相關的中央和地方各級管理機關、歷史上西南邊疆各少數民族內部管理組織、各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西南邊疆各少數民族群體,但如果結合西南邊疆的歷史發展、民族文化、區域特征,再度審視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產生與發展歷程,可以看到其內在的共同特征:一是西南邊疆獨特的生態文化決定了各民族自有一套與當地自然經濟文化發展相適應、且具有各自原始族群古文化因子的完整自足的文化系統,由此滋養出的個體民族檔案在形成方式上呈現出了多樣性;二是歷代王朝對西南邊疆的經營以及西南邊疆各民族利用地緣政治文化的便利、對漢文化及東南亞文化的吸收與融合,由此熔鑄出的群體民族檔案在形成主體上呈現出了多元性。

這樣富有個性的特征足可以讓西南邊疆民族檔案更加厚重,讓西南邊疆民族檔案集聚足夠的氣場和歷史意義,成為近代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發展的歷史基礎。

二、 沿襲與變革:近代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形成

進入近代,整個國家事務、社會生活、民族關系等各領域都發生了深刻而劇烈的變化,西南邊疆各民族文化也深受其影響,表現在近代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形成方面,就是民族檔案成分除了部分保留有舊式民族檔案的模式之外,在西南邊疆社會發展的新領域、國家對西南邊疆管理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新形式、新內容的民族檔案。這些民族檔案在多個層面交叉影響,歷經萌芽、變革、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近代意義的民族檔案。如果結合當時的政治文化和社會變遷來分別探究,則可對近代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主要形成部分做更進一步地探究。

其一,國家管理機構在對西南邊疆的管理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以政府名義形成的文件,這是具有近代意義的文書檔案核心部分,大量的西南邊疆民族檔案就散存在這些各級政府對西南邊疆的管理的政策和方案中。

晚清沿襲了歷朝歷代的傳統,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西南邊疆管理過程中形成的文書檔案基本屬于內政活動的記錄,其文書檔案的形式與內容都較為狹窄。辛亥革命之后,國家出現了不同性質的政治體制和新型國家行政管理,出現了與之相關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公文程式。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公布了公文程式,明令規定了令、咨、呈、示、狀等文件的名稱和用法,開創了一種新的文書工作理念和方法。北洋政府在原南京臨時政府所訂條例的基礎上修改頒布了《公文程式令》。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先后四次公布公文程式。由此,公文程式條例規定下的文書檔案成為了國家行政管理的定制產物并留存下來。在今天云南省檔案館所保存的民國文書檔案有上行文(主要有呈、呈報、呈請、呈復、呈繳、電呈等)、平行文(主要有電、代電、致、咨、咨送、函、公函、函請、函復、函送、函聘、函邀等)、下行文(主要有令、密令、命令、指令、訓令、令知、飭、批、批復、批轉等),還有大量雜體文(常見的有手諭、告書、通告、布告、牌示、條示、揭示、給示、榜示、說帖、意見書、節略、簽呈、箋函、宣言、提議案、證書等)。民國年間,包括西南邊疆在內的整個西南地區,相較于別的區域,受到戰爭的損毀不大,故而幸存下來的民國文書檔案較為齊全。

在這些較為齊全的西南地方政府的文書檔案卷宗中,散布著大量的西南邊疆民族檔案。它們既是政務檔案也是民族檔案。如,清代川滇邊務大臣衙門檔案記載了1906—1911年清政府對川邊藏區改土歸流的歷程。又,民國時期,面臨著從傳統王朝的天下體系向民族國家體系的轉變,邊疆危機嚴重,國民政府在西南地區除了施行省、縣兩級行政建制,還特殊施行了彈壓委員會、行政委員、縣佐、設治局等行政建制,并要求邊疆省份要重視邊疆問題。于是,西南邊疆各級地方政府在管轄區域內不同程度地推行設置邊政研究機構、改革社會風俗、發展邊疆民族經濟、興辦邊疆民族教育、改土歸流、民族調查等工作,在政府的文書檔案管理中留存下大量的相關歷史記錄。如,當時云南的“邊疆行政設計委員會”歸屬云南省民政廳,其工作職責之一就是征集邊疆文物,所涉及的范圍“有漢文的圖書、刊物、報紙、畫冊、照片、地圖和少數民族文字的經典、報紙、字典、史籍、故事等印刷品”。還有各少數民族的衣飾、生活用具及工藝品、佛像及宗教繪畫等宗教用品、物產標本和古物、金石拓片等。這個委員會相關的邊地調查、開發邊地的文件等大多就保存在今天云南省檔案館“民國云南省民政廳”的案卷中。此外,1935年,教育部擬具了《推行西南邊疆教育方案》,次年議定了《有關邊疆教育基本實施綱要》五條,隨后又制定了《推進邊疆教育方案》。對此,云南省政府于1935年擬具了《推廣邊疆教育計劃及實施夷民教育計劃》,逐步在邊疆地區擴大教育機關,推廣中小學教育,勸解邊民學習文化技術。在今天云南省檔案館的民國檔案中較為詳盡的留存下了云南省政府當時在德欽、騰越等地設立簡易師范學校、在福貢、蘭坪等縣設立小學的檔案史料。

其二,在來自于近代社會變革的各方面文化因素的影響及各種新生事物的帶動下,在西南邊疆社會發展的各專業領域里形成了各具特點的專門的民族檔案。

晚清以降,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推行邊疆與內地的一體化經略,西南邊疆地區出現了郵政、交通、實業、貿易、學校等一些新的行業、新的機構、新的事物,形成了具有近代意義的各具特點的專門文書檔案。如,在川滇邊務設置局時期,清政府在西南邊疆地區設置郵政局,隨之產生了電報檔案;應用西方先進的材料及技術手段,分段勘修川藏大車路,架設鋼絲吊橋,隨之產生了近代技術檔案;設置關外學務局,公家發放讀書用品,推行內地化教育和職業培訓,出現了近代學校管理檔案;建立醫藥局,防治痘癥,開設藥鋪,創辦公共醫療制度,產生了醫療專業檔案;由清政府主導,從國外引進技術和設備,興辦皮革業、造紙和印刷業、工礦實業,出現了近代企業檔案。這些專門檔案自晚清產生以來,伴隨這些新行業在整個近代的發展而一直延續幸存了下來,成為近代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今天的云南省檔案館還部分保存有這方面的民族檔案。例如,云南郵政管理局從1897年建立至1950年間形成的郵政檔案達8400卷,今存云南省檔案館。另,云南省檔案館還保存有1931—1949年云南省有關公路、橋梁、水路、鐵路、航空建設的圖紙檔案589卷;1933—1949年的云南省統計檔案278卷。又,云南干崖宣撫司第24任土司和第21任宣撫使刀安仁自1907年以后,在干崖聘請專家和技術人才,創辦火柴制造、印刷、銀器、絲綢和紡織等工廠,開設“新成銀莊”,發行印有漢傣文字、傣族土司人像的銀票。在當時,這些開辦實業的活動及所產生的文字記錄,當屬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新事物。

其三,民國時期出現的對西南邊疆民族地區的大規模調查活動在西南邊疆發展史上尚屬首次,期間產生了大量的多層次的原始調查記錄和有關西南邊疆研究的歷史材料。這部分民族檔案由四個來源主體構成:

一為民國政府多次發起組織或推動的對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調查活動所形成的一系列文書檔案。以云南省為例,幸存在今云南省檔案館的民國檔案中,包含有國民政府行政院、內政部、外交部、軍事委員會及地方當局頒發的有關要求對西南邊疆地區,尤其是云南少數民族的種類、分布、戶籍、人口、語言、文化教育、邊民歷史、生活習尚( 包括衣、食、住、行、婚喪禮俗、宗教信仰)等情況進行全面調查的訓令、指令、通令、咨文、公函等政務文書;云南省內昆陽、寧洱等125個縣、設治局根據行政管理要求分別向訊督辦上報的《西南邊區民族調查表》、《西南苗夷民族調查表》等調查材料;民國政府擬定、頒布的有關宣撫治理邊疆民族的政策、法報、調查材料匯編;當時的各大新聞媒介對民族調查、民族事務、民族研究等方面的各種報道剪輯。

二為一些學術機構和團體組織對西南邊疆各民族的名稱演變、分布區域、人口變化、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做的廣泛調查所形成的珍貴的民族檔案。據記載,較早到西南邊疆收集民族文物和標本的機構當數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和華西大學“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從1914年至1931年間,已收集到了文物和標本六千余件,其中包含有一定的西南邊民文物、民族生活用具、西藏特色標本等。較早關注西南邊疆民族問題并著手組織學者到西南邊疆進行調查研究、收集民族檔案的學術機構還有中央研究院的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和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等。此外,云南大學社會系等學術機構都組織實施了一些有關西南邊疆民族的調查或研究。這些學術機構和團體組織對西南邊疆民族的調查研究涉及面廣泛、持續跟蹤研究長、收集資料全面,材料生成之時就已成為重要的檔案。就以江應樑、任乃強兩位先生實地考察滇西和川康地區為例,據記載,1937—1938年間,江應樑先生分別以“云南西部民族考察專員”、“中山大學研究院暨云南大學特派民族調查員”的身份,兩次到滇西民族地區(主要是傣族地區)進行人類學考察,親自記錄下了當地的社會狀況,拍攝了約五百余幀照片,手繪下一些民族用品圖稿和《騰龍沿邊擺夷區域圖》等三幀地圖,搜集了不少民族服飾民俗用品。任乃強先生自1928年開始,多次深入康藏地區考察地勢、收集文獻、詢問耆老、采訪民風;所留下的考察記錄精詳而全面,除歷史考據和條目事項記述之外,還有實地考察日志、現場觀察筆記、文獻摘錄,以及地圖、照片、建筑剖面圖、器物線圖、多內容的圖表,僅康藏地圖一項,就在1928—1943年期間收集到380余種920余幅;其中大部分被收錄在他后來撰著的《西康札記》、《西康圖經》、《康藏史地大綱》中。這些來自各地的學術研究團體因具有不同的學術研究目的和不同的學術背景,在調研中所獲得的考察資料和學術研究成果呈現出豐富的視角、多元的學術特征,成為當時西南邊疆研究的一大學術特色。

三為一些海內外知名學術大師和學術精英深入西南邊疆開展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考古學等多方面的調查研究,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手寫記錄及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如地質學家丁文江于1911 — 1914年間, 兩次到云南和四川涼山地區進行調查, 先后發表《云南的土著人種》、《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等論文;華西大學理學院戴謙和教授從1914年開始就注意收集西南邊疆有學術性的文物和標本,隨后的葛維漢教授也深入到西南邊疆諸民族聚居地區進行了實地調查,對西南邊疆的苗族和羌族等民族有較多研究;李拂一在云南車里(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傣族聚居區生活期間,撰寫出版了全面介紹當地情況的《車里》一書?!翱谷諔馉幈l后, 全國許多著名學府和研究機構遷至西南, 隨之大批學者聚集于此, 如凌純聲、陶云魁、吳文藻、楊成志、聞宥、吳定良、顧頡剛、李方桂、史圖博等在云南……他們在自己實地調查的同時, 指導青年學者開展對西南民族的研究, 取得了豐碩成果, 使得這一時期的西南民族史研究形成了一個高峰?!?/span>

四為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從本民族、本地區情況出發,撰寫的有關邊地建設發展的原始記錄。民國年間,在今天云南的西雙版納和德宏的一部分地區仍保留有中央政府和土司管理的雙重政治格局,期間所產生的檔案文獻客觀地反映了當時的邊地實情。民國初期,傣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干崖宣撫使刀安仁到南京晉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曾經呈文《擬整頓騰(越)、永(昌)、龍(陵)、順(寧)各屬土司行政》,孫中山對呈文作了批示。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派遣土地調查專員李容凡赴騰龍沿邊土司地區調查土地,南甸宣撫使司龔綬等九土司聯合擬具《九土司呈中央文》,正式用印,擬由李容凡帶至南京轉呈中央,請中央“切實整理西南邊政,以謀充實而固國防事”。1948年,云南省騰龍邊區芒市安撫使司代辦方克勝制定《建設騰龍邊區各土司地意見書》,從土司的角度,提出少數民族土司地區的建設意見,向有關當局呈報。這些材料正好是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在近代民族國家建構中的文化選擇與國家認同歷程的珍貴的歷史記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此外,民國時期云南還有37個縣或設治局約有土司或土弁100余人,難以驟然廢除而有所保留。這些土司擁有土司衙署和較為完善的土司體系,產生并保留下大量的民族檔案。在云南,“有的土司衙署中,還保存著各種印鑒、兵符、宗譜、碑刻、楹聯、牌匾等遺存,有的還珍藏著朝廷賞賜的官服、旌幟、土司的金傘、兵器、歷代土司的公文、祭神法器、經書等”。另,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土司家族,從公元617 年德格土司家族第一代呷當巴開始,到1950年德格解放止,共繁衍了五十四代,形成了相當數量的土司檔案。

三、 結語:民族國家構筑與多民族文化結合的產物

基于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的起源與發展,通過對近代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發展演變的梳理,大致可以看到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發展演變的軌跡:從萌芽時期的部落管理備忘記錄向王朝時代較為單一的民族文化活動記錄方向演進,進而又朝著近代民族國家建設背景下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發展記錄的向度演進,形成了一個不斷吸納新的文化要素的開放性系統。自然,影響和推動西南邊疆民族檔案發展演進的因素主要還是與西南邊疆社會的變遷、各民族傳統文化發展有著直接的關系。換句話說,近代的西南邊疆民族檔案是在一個國家政權更替、時代變遷進程中延續與漸進發展的產物,較多地具有與國家、民族的發展緊密相聯的時代痕跡。

事實上,近代在全國構筑一個統一穩固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大勢下,西南地區已經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在地方社會中建立和完善的重要空間,西南邊疆作為西南地區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國家對西南邊疆地區管理之廣度和深度得到不斷加大;西南邊疆的民族檔案正是在這一歷史變遷場景下不斷受到來自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因素的影響而處于動態的變化之中。一方面,管理西南邊疆的地方政府作為國家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國家對西南邊疆管理的加強而逐步賦予了西南邊疆民族檔案更多的近代民族國家的色彩;另一方面,世居西南邊疆的各民族的傳統文化雖在逐步隨時代變化而變化,但始終對西南邊疆產生著廣泛影響,且具有多樣性的民族文化屬性。這兩方面既有聯系卻互不相屬,各有其互不可替代的價值,因緣于近代民族國家建設而共同成為西南邊疆民族檔案演進發展的重要方面。

與此同時,西南邊疆民族檔案在國家治理西南區域、建設邊疆民族地區的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首先,這些民族檔案成為了各級政府加強西南地區管理的重要參考依據,更多地具有了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功能。國民黨在中央五屆八次全會《邊疆施政綱要》中提出:“設置邊政研究機關,敦聘專家,搜集資料,研究計劃邊疆建設問題,以貢獻政府參考?!本鸵栽颇鲜槔?,云南省政府日常主要通過《云南省政治官報》,對外刊布包括有關民族政策在內的政府法令公文;遇有邊疆管控特殊需要,又及時編撰《云南邊民種屬分布》等工作手冊、工作方案、工作制度、工作研究報告,以備政務工作查閱利用。這些材料在今天云南省檔案館館藏民國檔案中都有相應保存。其次,部分民族檔案得到收藏、陳列和展覽。在當時,就整個西南地區,曾經有幾次具有近代意義的檔案展覽和陳列。受其影響,熱心民族問題調查的學術界人士也把自己調查收集到的部分民族檔案用于展覽。如江應樑先生在傣族地區的調查記錄、搜集到的民族服飾和民俗、宗教用品等,除了贈送給昆明民眾教育館和中山大學研究院的收藏之外,還先后在昆明、廣州和香港舉辦展覽。再次,民族檔案被廣泛運用于西南邊疆民族研究中。正如江應樑先生所說: “從邊民底歷史演進、民間傳說、種種來源上可以給我們民族歷史上極大之論證與直接之史料。從邊民之骨骼構造、身體形態、毛發種類等可以給人類學研究上無上之資料。從邊民之社會組織、家庭情形、社交往來上可以窺見初民及原始社會底遺型,而給我們以人類原始生存狀態及古代社會研究上之事實的佐證。其他語言、文字、風俗、信仰、居住地域的分布、種種,每項都是一種專門學術之寶庫?!碑敃r《邊政公論》、《西南邊疆》等專門的邊疆研究刊物發表了大量的有關西南邊疆、民族的研究成果。1935年,方國瑜先生對滇西進行實地考察,到云南大學任教后,根據調查寫成了《滇西邊區考察記》、《旅邊雜著》、《界務交涉紀要》等著作。白壽彝先生于20世紀40年代在云南大學任教期間,到昆明及外縣遍訪有關清代回民起義的官方館藏和民間遺存,所收集的史料有官書(和半官書)、奏議、私人著述、方志、碑刻文字等各種形式的記錄,在他后來編寫出版的《咸同滇變見聞錄》及《回民起義》中都有所錄用。

綜上所述,“西南邊疆民族檔案”不是歷史上一種“既有”的存在概念,它應該是更多的基于檔案學的原理,以歷史研究取向和區域民族文化研究取向相結合,對西南邊疆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各民族檔案史實進行的梳理與構建;“西南邊疆民族檔案”也不是某個單一民族的檔案,它應該是一部基于西南邊疆既有歷史連貫性的多民族文化交相輝映的結合體。它在近代構筑統一、穩定的民族國家進程中,隨著國家建設和民族文化的發展而始終處于一個非靜態的建構態勢中,日益形成和凸顯見證民族國家建設發展歷程的功能,并始終惠及著民族國家建設??梢哉f,西南邊疆民族檔案在近代的沿襲與革新歷史,為下一階段20世紀50年代明確的民族國家視域下的民族檔案工作提供了土壤,奠定了基礎。

(該文發表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文字有改動,注釋從略,引用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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